就文化治理问题而言，学术界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将治理引入文化领域并不合适；还有的学者则认为，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公共事务空间主体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应在文化领域实现由管理范式向治理范式的转型，文化治理既有利于各级政府破解各类文化行政管理难题，也代表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显然，第二种认识更加具有前瞻性，更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也早就认识到了文化治理的重要性，早在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已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又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其中，经过文化治理，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与深入，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全球。

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所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协同，也包括文化协同。共同体的形成，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文化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人类关系包括社会形态与共同体形态两种基本形态。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共同体则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因此，京津冀一体化仅有经济上的协同只是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还未形成“共同体”，即深层次的融合仍未达成。文化协同发展需要通过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来实现。在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京津冀区域文化治理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因为京津冀区域文化治理不仅是京津冀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京津冀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