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宏观特征出发，从理论和经验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和目标——争取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获得城市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进行剖析；而后再从学理上对农民成为城市中间阶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梳理；并以农民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研究在特定城市化动力驱动下形成的农民家庭城市化实践的微观机制，解析“家庭发展秩序”这一提法的具体内涵。

农村挤压与农民城市化动力：社会结构的视角

农民城市化是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它不仅是劳动力就业领域的城乡转换，更是农民生活方式整体性城市化的过程。宽泛地看，所有引发人口迁移的因素都可以看作“推拉力”；同样，所有阻碍“推拉力”发生作用的都可以被视为“中间因素”。纷繁复杂的推拉力因素形塑着一定区域中的社会结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社会结构整体上呈现为拉力因素集中分布在城市的状态，如著名的人口迁移的托达罗模型。

人口迁移的托达罗模型侧重于从经济结构与人口迁移的相互关系中揭示人口城乡流动的规律性认识。在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结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即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的传统经济部门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的现代部门经济（Lewis，1954）。托达罗以此为基础，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源于农村农业部门经济和城市非农部门经济在边际劳动生产效率上的明显差异。

但是经济结构并不构成社会结构的全部，阶层结构是较经济结构更丰富的对社会结构的描绘。马克思在革命话语体系下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标准将社会成员分为两大群体，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成员中的大部分，都是因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私有化后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