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农村，熟人社会是一个基本的社区生活单位。通常情况下，自然村的范围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具有相对明确的自然地理、群体和心理认同的边界，是农民在物质、社会和文化上的生活场域。农民生活诸方面可以在熟人社会中得到整体性的体现，人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研究农村人情与熟人社会的互动，其实就是研究在农民形成“自己人”（即“我们”）认同的不同机制和过程中，人情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形成“自己人”认同与“我们”这一概念？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给出的答案是“类别化”和“关系化”。所谓类别化就是通过角色义务规定，也即身份性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所谓关系化是指在建构“自己人”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相处是关键。杨宜音的划分分别对应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的自己人认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关系结构可划分为三种，即血缘主导（团结型村庄）、地缘主导（分散型村庄）、血缘和地缘的混合（分裂型村庄）。在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之下，人情的运作机制是不同的。

以紧密血缘关系认同为主导的宗族性村庄是团结型的，人情现象总是要按照规矩进行，进行复杂的仪式和程序，其中的人也总是要恪守“礼仪”，这是因为人情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建构。这类村庄主要在华南地区，如福建、江西等省存在。而在华北平原，如河南、山东、河北等省，熟人社会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混合，村庄是分裂的，人情仪式的规矩其实就是村庄社会关系的平衡，这种性质决定着人情、关系等成为农民有效的社会资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在广大以地缘关系为主导的地区，村庄是分散的，人情是一种私人性的表达，私人规则主导人情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情容易发生异化。

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