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同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该意见（中办发〔2014〕61号），《意见》一方面肯定了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举措，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首次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概念，提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强调“抓紧研究探索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的相互权利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此后，三权分置受到了广泛的理论关注。既有研究多集中在政策解读和法律分析上，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参与最为积极。

法律分析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侧重于讨论“三权分置”的法理逻辑及三权的权利性质，即讨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在法律上应否分置、能否分置，如何分置的问题。刘征峰认为三权分置改革的目的在于完善一套最有利于土地物尽其用和规模化生产的私权谱系。对“三权”的法律解释不应当以平行权利束为视角，而应当以大陆法系财产权谱系为基础，“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本质是通过债权实现物权和资本的结合。放宽物权性流转限制是当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土地权利私法化改革的基础。“成员权-物的用益”这种结构与现阶段改革文件的精神较为契合。不过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如何界定成员权的权利内容成为现阶段法律所面临的难题。^［1］李国强认为“三权分置”中集体所有权有别于传统集体所有权，其权能集中表现为处分权能，即设定承包权，或者在承包权、经营权消灭时对农地进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