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社会科学一直以来执着于社会的结构研究，不论是功能的结构，抑或是行动的结构。毫无疑问，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结构性的社会事实，我们难以从纯粹个体主义或行为主义的角度去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社会学古典三大家所奠定的社会学解释路径，对结构的解释最终多多少少都指向了人类生活的意义结构。而本文认为，在追问结构与意义的问题时，另有一种社会人类学为代表的研究取向，具体而言是它们关于礼或仪式的研究。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人类学在研究宗教式行为时，均已经采用“仪式”一词，但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念里，中国的礼也可以纳入这一研究中，而且“为了尊重拉德克利夫-布朗的遗产，交互使用‘礼仪’、‘仪式’等不同词汇”（王铭铭，2007：246），本文亦取这一态度。

在有关仪式的众多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几位代表性的人类学者的研究最具启发。维克多·特纳发现所谓社会的结构是由人有意义的仪式行为所构成的，并且相对于维护结构的仪式，必然还有一种反结构的仪式，或者说仪式性的反结构。特纳所研究的文化，在他看来具有一种紧张状态下的对立统一，因此仪式也就具有在结构之中反结构的特性。他用阈限与交融来表达这一过程，认为“交融有着无结构的特点，代表着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结的‘即时性’”（特纳，2006：128）。特纳将日常生活中业已成型的制度与正在交融、发生的仪式相对照，提醒我们结构背后表达的是人的文化心态、情感诉求，结构通过仪式得以革命、创生与维持。仪式过程不仅是边缘的反抗，同样也是对于主体结构的一种激活。特纳的研究告诉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发生在仪式过程之中，发生在主体与外界的交融联通之中。换句话说，仪式之所以具有结构和反结构两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