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可以归结为转型社会。作为一个典型代表，20世纪20～30年代的定县调查，记录了社会转型初期一个华北县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定县调查以及那个年代的一大批调查结果，建立并检验了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的关于“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的理论与政策。那些实证资料对我国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和社会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迄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的109年；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29年；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这一阶段仍在继续参考郑杭生的《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所以，两次定县调查已经经历了中国社会转型第一阶段的末期、整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开始，前后相隔近80年。

理论来自于实践，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转型前的传统社会与转型后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转型的不同阶段也存在极大的差别。尤其对于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来说，这个差别足以使我们前期的理论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解释力。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对定县（现河北定州市）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使用定县的实地资料检验新的理论假设，也就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那么，定县再调查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一节 理论与政策中对农民的假设

重新梳理理论经典和检验经验结论，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都是建立在如下三个日益不可靠的假设之上的。

农耕假设

自从我们的祖先从游牧社会进入农耕社会，百姓的耕作就与家庭生计和国家财政联系在一起。从“井田制”（春秋战国）、“限民名田”（汉）、“均田”（北魏）等行政主张，到“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