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传统行政的诞生，源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行政脱离了政治的动荡与变幻，成为一个独立、稳定而专业的领域。但在古德诺、威尔逊等人提出“政治—行政两分”概念百余年后，人们发现，彻底的分离不仅不可能，而且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不确定性骤增的特点。当代公共行政对于自由裁量讨论的核心关注应当从如何消除自由裁量权，转化为如何对自由裁量权展开问责、监督并推进在此过程中的相互学习。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规制者是否可以参与到关于自由裁量权如何使用的实质和公开的讨论中，并从中学习”。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自由裁量权的承认标志着行政从传统科层主义到后科层主义的转变。但后科层主义背景下的诸多理论在如何应对自由裁量权的管理问题上，提供着不同的解决方案。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以目标来引导自由裁量，在绩效的基础上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利弊权衡；而实验主义治理对于自由裁量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其一方面不仅在手段层面，甚至还在目的层面全面承认自由裁量；另一方面则要求通过解释、报告、同行审议等方式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问责。本文试图通过美国纽约市和辛辛那提市的警察制度改革来比较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案，并阐述两种方案背后的政治哲学基础。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释公共行政理论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念演变；第三部分论述新公共管理与实验主义治理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同应对思路；第四部分以纽约市和辛辛那提市的警察制度改革为案例，阐释这两种理论的应用和各自的特点与不足；最后是总结部分。

自由裁量权：行政之恶以外的其他可能？

公共行政通常将规则和自由裁量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领域。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中，根据规则进行的那部分行政行为是核心，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