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有关土地制度变革的讨论中，土地权利的改革是最主要也是最热门的议题，而所有志在改造农村地权的意见都暗含着中国地权设置出了很大问题的预设。在“生产主义”逻辑下，土地的权属设置不清，缺乏清晰的产权边界与明确的产权主体，因而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低下，集体的所有权设计导致了“公地悲剧”。近年来土地撂荒、征地冲突以及征地中的贪腐问题成了这些论断的佐证。相应的，土地权利改革的方向就应是明确产权边界、确定产权主体，在此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土地自由流转，以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本章将通过黄村的土地确权与地权流转现象，分析这种政策导向产生的社会影响。

权利

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权改革，借助的是产权学派有关权利的讨论。权利（Right）是一个外来词，一个外来的概念用以阐释地方社会事实，总会遭遇一种文化的儒化。因而有关地权的讨论，不能忽视地方性习俗、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观念的作用。“嵌入性”是解释这种关系的经典表述。波兰尼首先提出经济行为是牢牢附属于社会关系的，并且是“整体性”地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性”表达了经济与社会两类不同的系统之间的位置。批评者争辩说，波兰尼夸大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截然对立，经济行为、经济团体本身也是社会构件，更有理论从反向扩充了“嵌入性”的内涵，社会也是“嵌入”经济系统中的，二者关系应是“双重嵌入”的。如此来看则可以认为，“权利”的界定与实践是受到乡土文化建构的。建构论更偏向实质主义的经济人类学，认为市场及其产权体系并非唯一的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的经济，总是在一种总体性的结构范围内运转。中国农村地权的独特性在于，由于社会历史和土地政策的持续作用，地权实践呈现一种为经济学理念所无法理解的“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