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征途中，如何打造更加公平的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尤为关键。代际流动研究长期以收入和职业作为最核心的理论关怀，而以户籍和教育本身作为考察对象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的数据，本文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户籍和教育流动率、教育和户籍流动的部门分割、教育与户籍的关联性展开了探索性研究。最后，本文还探讨了公平的流动制度在缓解阶层固化方面的意义和可能的政策选择。

代际流动中的城乡分割与教育再生产

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从没像今天这样成为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不仅由新的网络生态环境引起，更与人们切身体会到的阶层地位的“代际固化”息息相关。对于许多人来说，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可能仅仅是在他们这一代才发生的事情。中等收入群体在房子和子女教育上透支了他们的“中等收入生活”，房子在很多大城市关联着户籍准入，子女教育则意味着让子女保住中等收入地位的入场券。简而言之，“代际流动”是理解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的一把钥匙。

社会科学界研究代际流动存在两个最主要的角度或测量方式。一是经济角度的，主要是（家计）收入代际流动的研究（陈琳、袁志刚，2012；刘建和、胡跃峰，2014；汪燕敏、钱珍，2009；王美今、李仲达，2012；魏颖，2009），偶尔包括一些财富代际流动的研究（刘建和、胡跃峰，2014）。二是社会角度的，主要是研究职业代际流动（李路路、朱斌，2015；秦广强，2011）和教育代际流动（李春玲，2014a；李路路，2002；李忠路、邱泽奇，2016；刘志国、范亚静，2013；吴晓刚，2016）。

不管认定的当代中国代际流动的流动性是高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