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不同地区差异很大。造成中国区域差异的原因很多。择要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种植结构、开发早晚、距权力中心远近等，都是造成中国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从现象上看，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尤其表现在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南中北方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上。当前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东中西部差距比较熟悉，且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即是按东中西部分别统计的。虽然国内学界对中国农村南中北方的差异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讲，学界对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南中北方差异研究颇少，也不够深入，政策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关注到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这种南中北方的区域差异，对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结构村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制及结果的差异不敏感，相关方面的研究甚至还未起步。

笔者及所在学术团队最近10年一直在全国农村开展广泛的驻村调研，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已超过2万个工作日，调研地点遍及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长期驻村调查使我们关注到了之前没有意识到的若干重要学术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属于调查的意外。其中，以村庄结构差异为核心的中国区域中的南中北方农村差异的发现，即是这样的意外之一。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笔者在湖北荆门观察村委会选举时发现，村民在选举时缺少组织，投票几乎完全是随性行为。正是大力推进村民自治的20世纪90年代，湖北农民负担快速增加。显然，村民自治没有使农民通过选举增加抵制不合理负担的能力，相反，因为农民过于分散，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在与县乡交涉中无法得到农民强有力的组织支持，不得不依附于县乡，乡村很快结成利益共同体。见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