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当前重要的战略任务。其不仅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前提，同时对我国实现和谐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城乡统筹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传统文献大都着眼于如何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依据部分省份的评价结果提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途径和措施。所不同的是，有的文献侧重于从定性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陈鸿彬，2007；黄应绘，2008；戴思锐和谢员珠，2004），有的文献则从实证分析角度采用数量方法进行研究（邓玲和王彬彬，2008；李岳云等，2004；杨振宁，2008）。

然而，传统文献主要侧重于城乡统筹发展状况的评价方法创新和评价指标的甄别选择，却忽略了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和内在机理研究。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从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着手，深入分析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路径。Lin（1999）通过对珠三角番禺地区的调查，认为交通发展对城乡互动产生了巨大影响；Gelan（2002）采用城乡CGE模型进行的模拟研究表明，城乡之间贸易的开放有助于城乡互动发展；Sigurdson（1975）和Barei（1990）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化对城乡互动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国内许多学者都认为城乡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的工业化、小城镇的发展和乡村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宁越敏，1998；崔功豪和马润潮，1999；段杰和李江，1999；李同升和厍向阳，2000；李培祥和李成固，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