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大多数河流的源头地区往往是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同时也是以水源涵养为特征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而中下游地区多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跨行政区域或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源头地区被赋予生态保护的重任，但因发展权的限制和长期贫困，很难单独承担此重任。同时这些地区摆脱贫困的愿望又非常强烈，往往寻求短期的、粗放式的发展，因而导致生态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这就需要建立一种补偿机制，由国家和下游地区帮助源头区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流域上下游共同受益、共同发展的目标。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境内，含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的东江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江是中下游广东省和香港地区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水源，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关系到香港繁荣稳定的政治大局。因此，东江水也被称为香港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生命之水”、“经济之水”和“政治之水”。源区政府和居民为顾全大局，采取了多种措施尽力保护源区的生态环境，多年来为下游广东省提供了优质的水源（输入广东省境内的多年平均水量约29.2×108立方米，占东江年平均径流量的10.4%），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来补偿源区人民为保护东江水资源所做出的努力和发展机会的损失。另一方面，源区生态保护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非常尖锐，急需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解决好源区生态保护建设资金瓶颈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用生态补偿的手段推动生态保护与社会和谐发展，并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一些研究人员就建立流域（含江河源头）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一些地方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这些研究推动了流域生态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