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农民技术经济合作组织作为调查重点

延安农村中的社会组织，是本次调研的一项主要内容。我们之所以选择以农村社区的技术经济类组织作为调研重点，而将村委会、党支部等农村社区的公共组织放在辅助的地位，只对其与农村技术经济类组织的作用关系进行考察，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以什么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改革前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本质上是中央政府统制经济，尽可能压低农产品价格换取工业品。自然，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很不经济。集体化的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严重亏损——主要是农机、化肥产品抬高了农业生产成本，但农产品的价格没有提高。70年代末期之所以在农村推行改革，实施大包干，根本原因在此。大包干等于把农村集体对国家的“欠债”分摊给农户。农村改革以后，国家在农村社区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退出了农业，从直接介入、指挥农村经济活动，到完全由农民自己运作，国家收取税费、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分给了农户，村集体也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1996年中央文件规定，村集体保留的机动地总规模不得超过5%。在改革后，村委会、党支部介入村镇事务，已经不再是对本村农业发展的介入，而是作为乡镇以及乡镇的上一级部门在农村最底层的代表，收取与本村农民并无直接联系的“三提五统”等费用和贯彻来自上级的各项指示精神。显然，村委会的功能在改革后发生了重大改变，尽管在法律上村委会是村民自治性质，但在实际上，却有着再明显不过的行政代表性。这导致我们在研究三农问题，寻求推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组织化道路时，不能不考虑跳出现行的体制框架和思考模式，另辟蹊径。

农民的技术经济合作组织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