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美国学者杜赞奇（1996）曾用“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描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按照杜赞奇的理解，“国家政权内卷化”具有双重含义：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是同步增长的；更广泛地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或社会体系（如中国旧有的盈利型经济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杜赞奇，1996：66～67）。政权内卷化虽然在短期内给中央政府供应了税款，表面上增强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但事实上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弱化了国家能力。国家内卷化使中央政府从结构上失去了对于农村税收的有效控制，连带丧失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并最终丧失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不少地区的政治发生的内卷化现象，其表现方式与杜赞奇描述的国家内卷化非常类似。一方面，在增强国家能力的旗号下，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经济资源的索取能力确实是增强了。但是，在资源提取增加的同时，中央政府却不能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政治管制。例如，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地方政府减轻农民负担，却无法得到有效实施。理应作为中央政府代理人的乡镇政府官员，公然无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了搜刮民膏民脂以自肥，有的乡镇政府置国家长治久安于不顾，甚至豢养纵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并给他们披上“执法队”、“工作队”的合法外衣，甚至把他们正式纳入政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