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章基于对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决定；同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

中国的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一个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过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阐述改革开放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推动，而对于社会结构转型本身带来的社会收益还研究得不够。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其要素之一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如中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了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刚性。而中国在改革之初，社会结构的弹性依然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运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