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章节对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以及市民地位的获得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分析，分析中将职业地位与市民地位分别对待，对农民子女社会分化和流动有了新的认识。本章尝试把职业地位与市民地位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地位”这一“潜在”综合地位的外显测量指标，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农民子女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分析将特别关注教育在农民子女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中介影响，并尝试对不同队列和不同性别的农民子女地位获得机制进行比较。

第一节 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改进

地位获得模型是布劳和邓肯在对美国社会职业结构及分层过程（process of stratification）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Blau & Duncan，1967），并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深化和概括（Duncan etc.，1972）。这一模型的主要诉求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将职业当作一种获得的地位（Achieved status）进行研究，并将其获得过程嵌入在生命历程（life cycle）中进行分析。在这些生命历程中有三个环节（家庭、学校教育、职业生涯）是被特别关注的。第二，探讨上述地位获得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竞争力和偏好，而这些竞争力和偏好本身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及已有成就（Duncan etc.，1972）。他们特别关注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尽管职业地位是个体后天获得的，但家庭出身同样重要，从而表现出或大或小的关联性，关联的大小是多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者的目的就是要勾画出这些主要机制，而不在于对现实的完全重现（Duncan etc.，1972：2）。在上述框架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