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详细讨论了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及获得具体非农职业的机制及其队列差异问题。站在农民子女的立场看，职业非农化只是社会流动中相对容易的一环，如果非农工作不稳定且缺少平等的市民身份和社会保障，即使“曾经”实现了非农就业，最终也可能不得不再次“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我国实施的是渐进双轨制非均衡改革，改革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体制内外的差异仍然持续存在，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和地位，也可依托不同的身份资格从单位、社区、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等再分配系统及公共部门获得不等的资源和地位。因此，相同的职业如果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不同垄断程度的行业或不同所有制单位，除经济收入及生活模式存在差异外（边燕杰、张展新，2002；郭丛斌，2008），可以获得的社会保护和公共福利也存在较大差异（蔡昉等，2001；李骏、顾燕峰，2011；聂盛，2004；余东华，2006；张展新，2004；郑路，1999）。忽略城乡分割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就忽略了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不平等维度，忽视了社会流动中更为关键的身份转换与市民化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及农民子女在获取社会保护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分化来研究其社会流动问题。由于这方面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依托于单位和市民身份的社会权利和公共福利不平等，故称其市民地位的不平等。可以从职业类型，劳动者的就业单位性质、雇佣关系类型以及户口性质等方面进行测量。

第一节 体制分割与市民地位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与既有社会管理体制基础上的渐进改革模式紧密相关。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可以看作两个相对运作的过程：一个是再分配体制在传统单位及社区民生服务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