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职业流动表的整体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变化所推动的结构性流动为年轻人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机会，但相对流动水平和职业代际关联度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弱化，流动模式在不同队列中保持着高度稳定。流动表中，农民等低端职业的继承性不断下降，但高端职业的继承性被强化。从来源构成上看，农民相对于工人、个体自雇者，以及办事服务人员与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的阶层隔离更清晰了。从出路分布上看，最近参加工作的农民子女与其他职业的子女出路差异变小。这种机会结构为我们继续分析农民子女分化和流动的社会机制提供了背景。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今天所谓的“农民子女”不仅包括继承父业的传统农民、就地实现职业非农化的“农村工人”、异地（主要指在城镇）实现非农化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因空间或建制城镇化而实现身份市民化的“上楼农民”，还包括通过上大学、参军、婚嫁等方式跳出农门进入城市，在职业和身份上实现市民化的“农村出身的孩子”等。我们可以依据职业非农化程度以及身份非农化（市民化）程度，将传统上认为同质性很强的“农民”的差异性展现出来。这种差异性是如何形成的？此中存在何种选择机制或原因？哪些因素存在影响，影响在不同时期是否有所变化？本章主要通过事件史方法探索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影响机制及其变迁，通过多分类回归法探索农民子女获得如工人、个体自雇者、办事服务人员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等具体非农职业或社会位置的影响因素问题。

具体涉及的因变量包括：①农民子女是否曾经参与非农业生产，于何时参与；②农民子女现在或最终从事何种非农业生产。涉及的关键自变量包括：个人人力资本（教育、性别、年龄），政治资本（党员身份），家庭经济背景（父亲职业、教育水平、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