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随着市场化、工业化的进程，曾出现了社会形态的变更。西方社会学的几位著名奠基人如韦伯、涂尔干、滕尼斯等人都曾经用自己的术语对这样的变化予以描述。这已经是一百余年前的事情了。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时费孝通先生也曾使用“熟人的社会”向“陌生人的社会”的转变来表达类似的变化。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1［1948］。

在中国社会，这一变化真正深切的发生却是从1978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3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市场经济制度被引入进来，社会有了新的制度基础，旧时的社会开始从根基处崩塌。这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社会发生断裂之时建设全新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待30年来民间组织的发育将会得到一个值得思考的视野。

乡土社会急剧解体的时代

（一）乡土社会的碎片化

何兵何兵：《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上海三联书店，2005。的一句乡土社会的“碎片化”恰切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现代的变化。引用它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两个有个性的判断：“乡土社会”与“碎片化”。乡土社会在笔者的眼里即“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最典型的乡土社会是以一个村庄为单元加以展开的。村庄内的人们以相互“熟人”的关系密切交往，形成了村庄共同体，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1［1948］。共同体承载着村民们相互帮助、共享乡土规则、频繁的生活往来等社会功能。在村庄单元之内，人口是相对不流动的，经济上自给自足，有一定排外性，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它又使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相对较薄弱，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间自治，从而给家族的长老统治留下相当大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