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虽然“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劳动分工理论，而且包括后来的企业能力理论、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人的能力理论以及国家能力理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Regional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RSC）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国外没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与之相近的为“地方化能力”（Localization capability）和“区域振兴能力”（Regional self-renewal capacity）等概念。其中，Maskell所提出的“地方化能力”概念包含制度禀赋、已有结构、自然资源、知识与技能四种要素在内。Saarivirta（2007）则认为“自我振兴能力”源于个人层面的学习过程，在企业、组织、机构和区域层面随时间增强。根据能力内核（开发、勘探、吸收、整合和领导力、社会资本）、本地化技术知识和集体知识的融合方式不同，可以将自我振兴能力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Pike等（2006）则指出地方和区域发展本土化需要创建新企业、发展和维护现有企业、开发和提升劳动力等。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国外学者的认识也不一致。Flora等（1991）虽承认自我发展能力可以促进社区建立更加可行的地方经济体系，但他们仍然认为社区的自我发展活动只能作为农村传统经济发展活动的补充，对大多数农村社区而言，自我发展能力不应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而Jan等（1992）和Jeff等（2002）则把区域自我发展放在了较高的位置，前者强调区域自我发展战略是不同于从区域外引入新企业或企业分支机构为基础的其他经济发展战略；后者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