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是治理过程的关键，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负责任的政府。“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1］问责是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技术。2003年的“非典”开启了问责的风雨历程，经过十余年的探索，问责的理念、制度和方法都不断更新变化。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14日在北京召开。以来，党政机构着眼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问责持续发展，嵌入各种制度安排中，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常态”，但公民个体或集体行动引发的问责事件则基本消失了，问责出现某种程度的重要转向。为此，本文以十八大为节点，考察问责演进的历程，分析问责出现的新情况，思考问责将何去何从。

十八大以来问责政治的多维转向

2003年以来，问责从仓促降生到蹒跚学步再到阔步前进，问责领域从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到公共事件等，问责内容从过错问责到庸官问责或无为问责，问责对象从省部级领导到普通公务员，参与者从围观的网民和新闻媒体到相机而动的国家机关，一大批党政官员受到惩戒，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问责风潮，也建构了新的国家治理形势。

表1 问责演进历程

其中，从“非典”至党的十八大，问责经过拓展、修整、高潮和升级等阶段，基本上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十八大之后，“八项规定”、“苍蝇老虎一起打”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隆重推出，国家治理的格局为之一变。虽然问责的声音依然强劲，问责官员也时有发生，但问责已然不复激动人心，问责的参与度急剧下降，有影响力的问责事件显著减少。这些现象可以统称为“问责的转向”。

（一）问责性公共事件锐减

十八大之前，问责聚焦于灾难性事故或群体性事件，比如山西襄汾尾矿溃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