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物交换到货币流通，从商品流动到所有权转移，再到产权关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从财富的生产转向利益的分配，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研究权力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利用交易费用的概念把成本收益分析这一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方法应用于制度的分析，从而揭示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关于制度变迁的很多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制度是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规则和约束制度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至少在康芒斯、肖特等人看来，习俗和惯例都是制度的某种形式，所以他们的研究也集中于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本书所指的制度也并非不包括非正式制度，但更多的是指正式制度。，不同的制度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那么制度变迁本身的规则又是什么？诺斯（1981）把制度的变迁分为基础性制度变迁和次级性制度变迁，并认为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为制度变迁提供了诱因，基础性制度为次级性制度变迁提供了制度环境和制度变革的规则，至于基础性制度变迁的机制仍不清楚。在他后期的研究中，诺斯又强调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认为正式规则是可以由集团或个人操纵和控制的，而非正式规则也对社会的运转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具体的运作方式和演进方式并不了解。

政府是唯一强制的制度供给者，同时也是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利益主体，那么如何避免陷入国家机会主义，如何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诺斯的国家悖论只解释了政府对经济增长和产权界定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认为国家最终要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林毅夫（1991）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模型，但是政府强制性变迁的动机和实施条件是不明确的。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