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或边疆社会的问题实是个文化的问题。……欲求全国真正的团结，全国各地各人群真正的打成一片，我们必得有统一的文化，就是有同样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模式，这样全国族乃成一个有机整体。

——陶云逵，1941年陶云逵：《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三、四期，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

在传统王朝时代的中国，“夷夏之辨”的核心是文化，而非人种或血统。在使“蛮夷”成为“华夏”的进程中，“设郡县”仅仅是第一步，“移风易俗”才是更重要的。只有当“蛮夷”在生活习俗和文化修养上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这项任务才真正完成，其标志往往是该地区纳入了朝廷举行科举考试的范围，土著精英通过学习和践行儒家经典而进入了全国统一的向上流动的通道。

这种文化观的寓涵非常复杂。一方面，夷、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可以跨越的，任何种族与出身的人群，都可以通过改良自身的文化传统而进入“华夏”。这体现了华夏文明开放、包容的一面。另一方面，夷、夏之间的高低等级是明确的、不可变更的，“华夏”代表了终极的文明标准，因此，文化变迁的方式是一条单向的“以夏变夷”路径。这体现了华夏文明以自我为中心的一面。上述文明观构成了“华夏”王朝重要的心理基础。

“以夏变夷”是传统时代的话语，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涉及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化整合”问题。所谓“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和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它可以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即表现在服饰、饮食、节庆、婚丧与宗教等方面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广义的范畴，涉及价值体系、人际关系、社会等级与行为规范等内容，从而具有“社会结构”的意涵。而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