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者，大皇上之百姓，他人不得而有也。即当日土司，亦系大皇上命其代为管理百姓耳。尔蛮不明此义，遂谓尔等系土司之百姓，已属胡涂可笑，更有谓为喇嘛百姓者，尤属荒谬不知事理。

——《巴塘善后章程》，1906年

在华夏王朝的体系中，“编户齐民”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核心是关于普通民众之社会身份的定义。在秦汉时期，中国核心区域的政治体制完成了由“封建”向“中央集权”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即是原来隶属于各级封建贵族的、不具有完全人身自由的“属民”转变为统一王朝的“编户齐民”。这项制度与第四章讨论的郡县制、流官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骨架。

与此同时，在地处华夏边缘的边疆地区，中央王朝则实行“只管官，不管民”的间接统治方式，“土司制度”就是其中一种。在“改土归流”以前，川边康区的社会是一种以“土司”为地方最高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通过层层分封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层级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差民”和“娃子”在人身上是依附于土司、头人和寺庙的。

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就象征意义而言，这涉及的是土著居民的“身份”问题。在土著社会的语言中，“差民”和“娃子”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是“某某土司的人”或“某某寺庙的人”。其次，就现实治理而言，这涉及的是社会控制的问题。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下，土司、头人和寺庙不仅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税收、司法等诸项权力，并且可以调集大量人枪与其他土司、头人和寺庙进行武装械斗，乃至外出劫掠，对抗官府。

清末的“改土归流”是对康区社会制度的一次综合性改革。第一步“设流官”，是在行政治理上取缔原有的土司体系，以由朝廷委派的“汉官”构建起王朝与地方社会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