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广东等地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现巨大的劳动力缺口，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出现了返乡潮。但同时，我国有力的城市化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即使已经出台的城市化政策也得不到有效执行。比如，农民工住房问题，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问题解决办法等，使得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却没有享受市民待遇，也没有获得永久性定居城市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表明，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制度阻力不断放松的过程。在这个渐进的城市化过程中，既有促进力量，也有阻碍力量，当前这二者之间的博弈比较明显。可以观察到：一是城市化政策总是迟滞或拖延，比如放宽农民工进城条件，保障房建设，即使城市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城市化实质性进展仍迟迟不前，造成现在的“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现象；二是城市化政策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分改进，每一项有利于农民工永久定居城市的措施总是伴随着城市政府的迫不得已才能出台。

这些力量及其特征见表1。除了经典的城乡经济差异之外，我国城市化促进与延迟的两种力量更多地体现着中国特色，即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否对城市化有实质性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意志对城市化有重要影响，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城市化进程有重要影响。同时，农民工主要向东部沿海集中的现实使城市化问题与东西部发展相关联。这些特征事实背后隐藏着两种相反的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影响，交互作用，分别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推进或延迟的作用，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一个进化博弈（周毅，2010；费景汉等，1989）。

表1 我国城市化推进与延迟因素特征描述

基于表1的描述性分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