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陈述

当代以英、美乃至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福利改革”，目前有朝权利与义务平衡、要求受助者以工作换取福利，并且搭配“萝卜与棒子”的“积极政策”（activation policy）发展的趋势（Gilbert and Van Voorhis，2001；Esping-Andersen et al.，2002；Trickey and L?demel，2001；王永慈，2005；王笃强，2007a）。在这一潮流下，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都成为关注的对象（Martin，2014）。其中，对于贫困单亲妇女，或基于过去《济贫法》（Poor Law）中“值得救助的穷人”（deserving poor）与“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如没有丈夫的妈妈（husbandless mothers）］的区分（Sidel，2006）；或因当代公共争议中，政策制定者既要保护她们免于贫困又要对抗她们福利依赖的“美国新两难”（new American dilemma）（Garfinkel and McLanahan，1986），或直接源于对由非洲少数族裔所构成的“下民阶级”（underclass）的种族歧视（Katz，1989），政府部门在勉强予以社会救助的同时，还要对她们所谓的问题行为进行规范（Handler and Hasenfeld，2007），从而使她们被公众另眼看待。

台湾受该项政策扩散与仿效学习的影响，也无法自外于这一波变革的趋势。包括贫困单亲妇女在内的有工作能力未就业人口，在2010年《社会救助法》增修后，配合早先资产累积（asset bui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