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腾飞，中国社会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受到冲击，依托于血缘、地缘构建起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弱化。人们的社会交往愈发复杂，社会地域和阶层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快，导致社会信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国社会结构体系和观念的愈发多元，推动社会信任不断渗透至经济、社会活动等多重领域。有社会学研究者指出，社会信任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事实和心理情绪体验，其程度高低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质量好坏和社会情绪的正负取向。郭庆：《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2页。社会信任有两种内涵：第一，信任发生在个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是社会关系构建与维持的重要因素，信任关系是感情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志。第二，信任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就是“放心”“认同”“靠得住”“信得过”，用巴伯尔的信任理论来解释的话就是预期对方不会伤害自己。郭庆：《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6页。社会信任作为维系良好社会关系的助推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交往风险，增进良性人群关系，推动契约社会的生成与法治社会建设，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机制，培植社会信任的历程就是探寻我国社会建设的“心灵”之旅，对于社会的全面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调查中心在此背景下开展了一项覆盖我国36个城市的社会信任度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职业群体被信任度、熟人社会被信任度、信息来源被信任度、新闻媒体被信任度和政府被信任度等，旨在全方位呈现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度水平和现状，探究导致社会信任问题的本源，为重建和提升中国社会信任水平建言献策。

受访者信息概述

在本次调查中，受访者性别占比分布较为均衡。其中，男性受访者占总样本量的50.7%，女性占49.3%，男性略高于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30～44岁的受访者最多，占30.8%；45～59岁的受访者占24.1%，20～29岁的受访者占20.7%，2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占比较低，分别为9.0%、15.4%。

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本科的受访者占28.5%，居于首位；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紧随其后，占27.8%；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和初中的受访者占比相差不多，各占总数的15.9%和14.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占8.7%，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较少，仅占4.7%。

受访者的职业分布涵盖各职业人群。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受访者占总数的18.2%，居第一位；紧随其后为学生，占12.7%；商业、服务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比较为接近，各占总数的10.6%和10.0%；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受访者占总数的9.7%，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8.3%，个体经营人员占7.1%，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占比紧随其后，为6.9%；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5.8%，自由职业者占5.0%，无业人员占总数的4.5%，军人占比最低，仅占0.1%。

从受访者的月收入情况来看，有18.8%的受访者月收入在3001～4000元，位居第一；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受访者占14.4%，位居第二；有11.0%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001～2000元，位居第三；紧随其后的是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占10.5%；月收入在10001元及以上和5001～6000元的受访者分别占8.7%、8.0%；月收入在1～1000元以及6001～10000元的各分段中，都不超过4%；此外，受访者中无收入者占比较高，为16.9%。

从受访者户口来看，农业户口受访者占39.7%，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占60.3%。从受访者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受访者占68.0%，未婚受访者占28.4%，离婚受访者占1.4%，丧偶受访者占2.2%。在受访者中，有子女的受访者占65.3%，无子女的受访者占34.7%。

不同职业群体的被信任度

1.农民工、教师的被信任度最高，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被信任度最低

数据显示，受访者对农民工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高（3.83分），居于首位；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居于第二位的是教师（3.66分）。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较低的是企业家（3.12分）和政府官员（2.82分），其中，受访者对政府官员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官员成为唯一低于一般检验值（3分）的职业群体（t=-5.678，df=938，p＜0.01）。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不同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20日。大量涌入城市、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环。农民工被信任度均值最高，体现出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水平有所提升，城市边缘化和弱势地位的状况有所改善。在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下，较高的信任度和契合度为农民工进一步适应与融合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人际信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官员贪腐现象的不断曝光和企业剥削论的不断传播，当前社会上“仇官”和“仇富”的态度泛滥，导致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信任度受到影响并不断下降。综观全球对政府和企业家的信任现状，201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埃德尔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指出，在26个国家的3.1万名受访者中，有50%的人表示，他们相信企业会做对的事情，但只有18%的人相信在企业处于困境时企业领导人会说实话；与此类似，有41%的人表示相信政府，但只有13%的人相信政治领导人会说实话。《企业家和政治家公众信任度低 美国政府不受信任》，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23/c_12426675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20日。正如报告负责人所说，当今全球已然陷入一场“领导力危机”。在本次调查中，透过受访者对各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可以看出，当下居民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并且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值已经低于一般水平，政府官员也成为各职业群体中被信任度均值唯一低于检验值的职业群体。

2.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对法官、记者、农民工、钟点工的职业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

对比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对各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程度受访者对法官（F=13.836，p＜0.05）、记者（F=50.914，p＜0.01）、农民工（F=28.389，p＜0.01）和钟点工（F=17.235，p＜0.05）的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1可以看出，大学本科学历者（3.38分）和高中及中专学历（3.37分）对法官的职业信任度均值较高，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对法官的职业信任度均值最低（2.98分）。关于记者，初中学历者对其职业信任度均值最高（3.61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对其职业信任度均值最低（3.03分）。随着受访者文化程度的升高，对农民工的信任度均值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仅在大学本科的受访者略有回升；总体来看，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对农民工的信任度均值普遍偏高。在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至大专的受访者中，对钟点工的信任度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而降低；在教育程度为大专至研究生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对钟点工的信任度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而提升；总体来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对钟点工的信任度均值呈现“U形”的走势。此外，不同文化程度受访者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值普遍低于一般水平（检验值=3分，p＜0.01）。

表1 不同文化程度受访者的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

3.女性比男性更信任法官、警察、政府官员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群体，男性比女性更信任农民工、钟点工等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群体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法官（t=-4.552，df=861.470，p＜0.01）、警察（t=-5.403，df=949.172，p＜0.01）、律师（t=-2.035，df=847.714，p＜0.01）农民工（t=4.434，df=934.849，p＜0.01）、钟点工（t=3.320，df=846.036，p＜0.01）、企业家（t=-2.006，df=855.928，p＜0.05）和政府官员（t=-3.693，df=934.475，p＜0.01）的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相比于男性，对法官、警察、律师、企业家、政府官员的职业信任度更高，男性比女性更信任农民工群体、钟点工（见图2）。同时，男性和女性对教师、医生、记者、出租车司机等职业的信任度没有显著差别。总体来说，女性比男性更信任的职业群体社会地位均较高，而男性比女性更信任的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图2 不同性别受访者的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

4.相比于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居民对记者和出租车司机的信任度更低，对钟点工的信任度更高

对比不同地域居民对各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可以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对记者（F=8.235，p＜0.05），出租车司机（F=7.451，p＜0.05）和钟点工（F=6.385，p＜0.05）3种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但3类地区居民对法官、警察、律师、教师、医生、农民工、企业家、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尽管中国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程度的不均衡，但由于我国的人口地域流动水平较强，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地域社会体制基本一致，造成不同地域对大多数职业群体的信任程度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不同地域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文化区隔，有些职业在不同地域的信任度有所差异。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对记者、出租车司机、钟点工的信任度均值分别为3.28分、3.45分、3.37分，中部地区对这3类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分别为3.11分、3.20分、3.45分，西部为3.24分、3.40分、3.29分，相比于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居民对记者和出租车司机的信任度更低，对钟点工的信任度更高（见表2）。

表2 不同地区受访者的职业群体信任度均值

熟人社会的被信任度

1.熟人社会群体被信任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单位领导和邻居

数据显示，受访者对家人的社会信任度均值最高（4.77分），对亲戚的社会信任度居于第二位（4.15分），随后依次为朋友（4.00分）、同学（3.65分）、同事（3.54分）、单位领导（3.29分）和邻居（3.28分）。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5页。在有关熟人社会信任度的调查中，家人、亲属的信任度均值最高，正反映出社会中人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随着熟人关系的疏远，信任度均值有所递减，其差序格局的分布如图3所示。

图3 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

2.60岁及以上受访者最信任亲戚和邻居，20岁以下受访者最信任朋友和同学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年龄受访者对同学（F=14.274，p＜0.05）、邻居（F=36.668，p＜0.01）、朋友（F=21.195，p＜0.01）和亲戚（F=44.165，p＜0.01）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年长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其社会经验会随之提高，但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其社会交往范围和交往深度会受到限制，导致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在本次调查中发现，60岁及以上受访者对亲戚的社会信任度最高（均值为4.52分），且其均值显著高于一般水平（检验值=3分）；对邻居社会信任度最高的同为6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均值为3.68分）。20岁以下受访者对朋友（均值为4.18分）和同学（均值为3.79分）的社会信任度最高（见表3）。

表3 不同年龄受访者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

3.相比于其他学历的居民，大学本科学历受访者更信任家人、亲戚和同学，大专学历受访者更信任朋友和同事，初中学历受访者更信任邻居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对同事（F=22.247，p＜0.01）、同学（F=56.313，p＜0.01）、邻居（F=19.958，p＜0.05）、朋友（F=52.892，p＜0.01）、家人（F=22.511，p＜0.01）和亲戚（F=18.480，p＜0.05）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由表4可见，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受访者更信任家人（均值为4.85分）、亲戚（均值为4.33分）和朋友（均值为3.87），文化程度为大专的受访者更信任朋友（均值为4.20）和同事（均值为3.72），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受访者更信任邻居（均值为3.51）。

表4 不同文化程度受访者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

4.不同婚姻状况的受访者对同事、同学、邻居、朋友和亲戚的信任程度差别显著，对家人和单位领导的信任程度差别不显著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受访者对同事（F=12.194，p＜0.05）、同学（F=11.019，p＜0.05）、邻居（F=16.748，p＜0.05）、朋友（F=22.264，p＜0.001）和亲戚（F=29.100，p＜0.001）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由表5可见，对同事信任程度最高的受访者婚姻状况为已婚（均值为3.56分），最信任同学的受访者婚姻状况为离异（均值为3.74分），最信任朋友的受访者婚姻状况为丧偶（均值为4.71分）。但是，不同婚姻状况的受访者对家人的信任程度整体较高，均值在4.68～4.84分，对单位领导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均值在3.29～3.51分，差别不显著。

表5 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

5.相比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受访者，中部地区的居民对同学、邻居和家人的信任度更高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对同学（F=7.629，p＜0.05）、邻居（F=8.906，p＜0.05）和家人（F=8.876，p＜0.05）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从表6可见，相比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受访者，中部地区的居民对同学（均值为3.72分）、邻居（均值为3.41分）和家人（均值为4.86分）的信任度更高。但不同地域的受访者对同事、单位领导、朋友、亲戚等熟人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没有显著差别。

表6 不同地区受访者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

6.相比于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居民，二线城市的居民对邻居、家人和亲戚的社会信任度更高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发展程度的城市受访者对邻居（F=8.737，p＜0.05）、家人（F=17.730，p＜0.001）和亲戚（F=15.271，p＜0.001）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存在显著差异。由表7可见，相比于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居民，二线城市的居民对邻居（均值为3.33分）、家人（均值为4.80分）和亲戚（均值为4.20分）的社会信任度更高。

表7 不同城市受访者的熟人社会信任度均值

各种信息来源的被信任度

本次调查针对媒体报道、官方声明、专家意见、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当事人、身边人等不同信息来源的被信任程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将受访者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采用1～5分计值，分别代表“根本不信”到“非常相信”，剔除“不清楚或不适用”选项，求得不同信息来源的被信任度评价均值，具体结果如下。

1.居民对媒体报道、官方声明的信息信任程度较高

关于居民对当前不同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居民对媒体报道与官方声明这两个信息来源的被信任度较高，均值分别为3.55分与3.52分（见图4），居民对当事人这一信息来源的信任度次之，均值为3.45分。普通网民这一信息来源的信任度最低，均值为2.41分。数据结果显示，居民对于权威性机构的信任度高，而普通网民这一群体，由于其具有身份不明、群体构成复杂等特征，其作为信息来源的被信任程度相对较低。

图4 居民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信任度

（1）超过六成的居民对媒体报道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我们剔除61个“不清楚或不适用”缺失选项，统计分析了居民对媒体报道的信任程度。如图5所示，有52.6%的受访者对媒体报道的信息比较相信，有10.3%的受访者非常信任媒体报道这一信息来源。低于四成受访者对媒体报道的信息没感觉或是不相信。

图5 居民对媒体报道的信任程度

（2）超过六成的居民对官方声明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我们剔除89个“不清楚或不适用”缺失选项，统计分析了居民对官方声明的信任程度。如图6所示，有47.6%的受访者对官方声明的信息比较相信，有15.3%的受访者非常相信官方声明这一信息来源。

图6 居民对官方声明的信任程度

（3）近四成居民对专家意见的信任程度较高。我们剔除106个“不清楚或不适用”缺失选项，统计分析了居民对专家意见的信任程度。如图7所示，有33.2%的受访者比较相信专家意见，有4.5%的受访者非常相信这一信息来源。但是，相比于媒体报道与官方声明，居民对专家意见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不太相信（27.2%）或对专家意见的信任度没感觉（22.6%）。

图7 居民对专家意见的信任程度

（4）接近一半居民不太相信意见领袖这一信息来源。我们剔除129个“不清楚或不适用”缺失选项，统计分析了居民对意见领袖的信任程度。如图8所示，有30.2%的受访者不太相信意见领袖这一信息来源，有16.7%的受访者选择根本不信，相比于上述3个信息来源，居民对其信任度较低，只有4.6%的受访者非常相信意见领袖传播的信息。

图8 居民对意见领袖的信任程度

（5）一半以上居民不相信普通网民这一信息来源。我们剔除172个“不清楚或不适用”缺失选项，统计分析了居民对普通网民的信任程度。如图9所示，有37.6%的受访者不太相信普通网民这一信息来源，有19.7%的受访者对于普通网民传播的信息根本不信，可以反映出相比于其他信息来源，居民对普通网民这一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较低，只有1.4%的受访者非常相信这一信息来源。

图9 居民对普通网民的信任程度

（6）近六成的受访居民愿意相信当事人这一信息来源。我们剔除105个“不清楚或不适用”缺失选项，统计分析了居民对当事人的信任程度。如图10所示，有46.4%的受访者比较相信当事人的说法，有12.4%的受访居民对于当事人传播的信息非常相信。当事人作为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亲身经历事件发生过程，因此居民对其的信任程度较高。有20.0%的受访者不太相信当事人这一信息来源，只有3.1%的受访者对当事人的说法根本不信。

图10 居民对当事人的信任程度

（7）仅有26.0%的受访者愿意相信身边人的议论。我们剔除133个“不清楚或不适用”缺失选项，统计分析了居民对当事人的信任程度。如图11所示，有22.8%的受访者比较相信身边人的议论，仅有3.2%的受访者对于身边人的议论非常相信。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对于身边人的言论没感觉或不相信。

图11 居民对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程度

2.男、女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官方声明、专家意见与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评价差异显著

通过对比男、女受访者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女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t=10.176，p＜0.01）、官方声明（t=9.484，p＜0.01）、专家意见（t=51.907，p＜0.01）与身边人的议论（t=8.571，p＜0.01）的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女性受访者对信息来源信任度评价均高于男性受访者。由图12可知，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女性受访者均值显著高于男性受访者，官方声明得分次之。同时，男、女受访者对于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当事人的信任度没有显著差别，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的被信任度比其他信息来源得分更低。

图12 男、女受访者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3.老年群体比中青年群体对媒体报道、官方声明、专家意见的信息信任度更高，青年群体比老年群体对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当事人、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更高

数据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受访者对媒体报道（F=7.285，p＜0.01）、官方声明（F=3.01，p＜0.05）、专家意见（F=2.898，p＜0.05）、意见领袖（F=8.665，p＜0.05）、普通网民（F=9.602，p＜0.05）、当事人（F=2.760，p＜0.05）、身边人的议论（F=5.969，p＜0.05）7大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有显著差异。从表8可以看出，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对媒体报道（均值为3.83分）、官方声明（均值为3.65分）、专家意见（均值为3.14分）的信任度相对其他年龄群体更高；2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对意见领袖（均值为3.01分）、当事人（均值为3.75分）的信任度相对其他群体更高。其中，20岁以下、20～29岁、30～44岁群体对普通网民的信任度分别为2.54分、2.53分、2.57分，相差不大，明显高于45～59岁（均值为2.18分）、60岁及以上（均值为2.01分）群体。

表8 不同年龄受访者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4.不同收入群体在媒体报道、官方声明、专家意见、意见领袖与当事人的信任度评价上有显著差异

通过对比不同月收入受访者对于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月收入受访者在媒体报道、官方声明、专家意见、意见领袖与当事人的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F=5.421，p＜0.01；F=5.518，p＜0.01；F=9.635，p＜0.01；F=2.623，p＜0.05；F=3.134，p＜0.05）。从表9可以看出，除0～2000元个人月收入受访者以外，不同个人月收入的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其中个人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均值为3.79分，并与官方声明的信任度评价均值相同。其次为个人月收入4001～6000元的受访者群体，评价均值为3.61分。同时，对于普通网民传播的信息，不同月收入的受访者对其信任度评价相对较低，其中0～2000元月收入受访者对评价最低，均值为2.34分。但是，不同收入群体对普通网民、意见领袖的信任度没有显著差别。

表9 不同月收入受访者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5.非农业户口居民对官方声明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农业户口居民，农业户口居民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非农业户口居民

通过对比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于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户口受访者对官方声明与意见领袖的信任度评价存在显著差异（F=9.148，p＜0.01；F=6.411，p＜0.05）。由图13可见，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均值为3.52分；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官方声明的信息更加信任，其均值为3.61分，并显著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得分（均值为3.39分）。但是，在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度评价中，农业户口受访者（均值为2.83分）的评价显著高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均值为2.64分）。此外，不同户口受访者对普通网民的信任度评价最低（均值为2.42分、2.39分）。

图13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6.东、中、西部居民对当事人与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评价有显著差异

通过对比不同地区受访者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受访者对于当事人与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评价有显著差异（F=4.850，p＜0.01；F=4.638，p＜0.05）。由图14可知，东部与中部地区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均值分别为3.56分与3.64分，西部地区受访者则更加相信官方声明这一信息来源。在对当事人的信任度评价中，中部地区受访者评价均值（3.64分）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均值为3.38分）与西部地区（均值为3.41分）的受访者，并与媒体报道信任度评价得分相同。同时，东部地区受访者对于身边人的言论的信任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均值分别为2.59分和2.63分）的受访者，其评价均值为2.82分。

图14 东、中、西部受访者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7.一、二、三线居民对专家意见、意见领袖与当事人的信任度评价有显著差异

对比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对于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检验结果显示，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对专家意见、意见领袖与当事人的信任度评价存在显著差异（F=4.749，p＜0.01；F=3.608，p＜0.05；F=3.340，p＜0.05）。由图15可以看出，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均值分别为3.63分、3.58分与3.44分。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二线城市对专家意见与当事人的信任度评价（均值为2.98分、3.50分）显著高于一线城市（均值为2.70分、3.26分）与三线城市（均值为2.75分、3.35分）；而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度评价，一线城市的得分（均值为2.79分）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均值为2.77分、2.53分）。

图15 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8.婚姻状况为离婚的受访者对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对专家意见的信任度评价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的受访者

通过对比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对于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对媒体报道、专家意见与意见领袖的信任度评价存在显著差异（F=5.326，p＜0.01；F=5.179，p＜0.01；F=7.788，p＜0.01）。从表10可以看出，除未婚受访者以外，其他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评价均值最高，其中离婚状况的受访者评价最高，均值高达4.40分，显著高于其他婚姻状况的受访者，其次为丧偶这一群体的受访者，均值为3.86分。同时，在专家意见的信任度评价中，离婚的受访者评价（均值为2.67分）显著低于其他受访者的评价，而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度评价，婚姻状况为丧偶的受访者（均值为1.96分）对其评价显著低于其他婚姻状况受访者。

表10 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9.不同教育背景受访者对专家意见与普通网民的信任度评价有显著差异

对比不同教育背景受访者对于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教育背景受访者对专家意见与普通网民的信任度评价存在显著差异（F=4.405，p＜0.01；F=5.239，p＜0.01）。从表11可以看出，小学及以下与高中及中专受访者对于官方声明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均值分别为3.60分与3.55分。初中与大学本科受访者对于媒体报道更加信任，均值分别为3.77分与3.54分。大专与研究生及以上的受访者对当事人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均值分别为3.52分与3.70分。从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来看，高中及中专受访者对于专家意见的信任度评价（均值为3.10分）显著高于其他教育背景的受访者，大专受访者对于普通网民的信任度评价（均值为2.59分）显著高于其他教育背景的受访者。

表11 不同教育背景受访者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评价均值

新闻媒体被信任度

（一）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度

1.超过半数受访者最信任电视的新闻报道，新闻网站和报纸的新闻被信任度也较高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媒介形式不断涌现。不论是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还是以新闻网站、微博、微信等为主的新兴媒体，都给公众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形式。公众在众多信息资源中会有自己的信任度评价。本次调查针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度进行评价，共设置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新闻网站、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微博、身边人的议论、都不相信、其他等多个选项（可多选）。根据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可知（见图16），受访者对电视这一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度最高，占比为52.7%，所占比例远远超过排在第二位的新闻网站这一媒介。有27.4%的受访者对新闻网站表现出信任度，同时有24.8%的受访者最信任报纸这一媒介的新闻报道，居于第三位。数据显示，杂志中的新闻报道被选择率最低，占比仅为4.1%。

图16 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

2.女性受访者对电视、报纸的信任度显著高于男性，男性受访者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女性

我们对比男性受访者与女性受访者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同性别受访者在不同媒介新闻报道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χ²=57.716，p＜0.05）。从图17可以看出，男性受访者与女性受访者均认为电视是其最信任的新闻报道媒介，其中女性受访者（60.0%）对电视的信任度显著高于男性（45.6%）。近三成（29.9%）的男性受访者对新闻网站的信任程度最高，居于第二位，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女性受访者（24.8%）。有27.5%的女性受访者对报纸的信任程度最高，排在女性受访群体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信任度的第二位，占比显著高于男性（22.2%）。此外，男、女受访者均对杂志的信任度最低，占比分别为2.9%与5.4%。

图17 不同性别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

3.年龄越大，受访者对于电视的信任度越高，对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与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越低

对比不同年龄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同年龄受访者对于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差异显著（χ²=444.629，p＜0.01）。从表12可以看出，20岁以下的受访者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信任度最高，占43.3%；20～29岁受访者认为新闻网站是其最信任的新闻媒体，占39.3%；30岁以上的受访者均对电视这一媒介的信任度最高，占比分别为47.3%、67.7%与81.2%。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受访者年龄增大，其对于电视的信任程度越高。其中，20岁以下受访者占比最低，为25.9%，60岁及以上受访者占比最高，为81.2%；而年龄越大，受访者对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与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越低。

表12 不同年龄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

4.农业户口居民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居民，更多人相信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平台的新闻，更少人相信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平台的新闻

通过对比农业户口受访者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不同媒介的信任程度，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农业户口受访者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在不同媒介新闻报道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χ²=29.919，p＜0.01）。从图18可以看出，在对不同新闻媒介的信任度评价中，农业户口受访者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于电视这一媒介的信任度最高，分别占48.1%与55.9%，其中非农业户口受访者信任程度显著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有30.3%的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新闻网站有较高的信任度，居于第二位，对报纸的信任度居于第三位，占27.6%；有23.7%的农业户口受访者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信任度较高，位居第二，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排在第三位，占23.1%。整体而言，农业户口居民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居民，更多人相信手机客户端（23.7%、20.0%）、微信（15.9%、13.4%）、微博（13.1%、12.3%）等平台的新闻，更少人相信报纸（19.3%、27.6%）、广播（7.6%、8.5%）、电视（48.1%、55.9%）、新闻网站（23.1%、30.3%）等平台的新闻。

图18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

5.相比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对电视更信任，中部地区居民对报纸更信任，西部地区居民对广播、杂志、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媒介的信息更信任

对比东、中、西部地区受访者对不同新闻媒体的信任情况，统计结果显示，相比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对电视媒体更信任（54.1%），中部地区居民对报纸更信任（27.8%），西部地区居民对广播（11.0%）、杂志（5.4%）、手机新闻客户端（25.5%）、微信（16.2%）、微博（13.3%）等平台的新闻报道更信任。从不同媒介类型的被选择率来看，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均对电视这一媒介的信任度最高，其中东部地区受访者占比高于其他两个地区的受访者，为54.1%。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均对杂志的信任度评价最低，东、中、西部占比分别为3.7%、3.4%与5.4%（见表13）。

表13 东、中、西部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情况

6.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均对电视的信任度评价最高，三线城市受访者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受访者，二线城市受访者对报纸的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一、三线城市受访者

通过对比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对不同媒介信任情况的评价，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存在显著差异（χ²=47.357，p＜0.01）。从表14可以看出，一、二、三线城市的受访者均对电视这一媒体的信任度评价最高，所占比例分别为48.8%、54.5%与49.0%。同时，三线城市受访者（32.8%）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一线城市（27.4%）、二线城市（25.7%）的受访者；二线城市受访者对报纸的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一线、三线城市受访者，占26.7%。此外，不同级别城市受访者均对杂志的信任度最低，所占比例分别为2.6%、4.0%与5.3%。

表14 一、二、三线城市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

7.总体而言，高学历受访者更信任新闻网站的新闻，低学历受访者更信任电视的新闻

通过对比不同教育背景受访者对不同媒介的信任程度，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同教育背景的受访者在不同媒介新闻报道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χ²=270.181，p＜0.01）。数据显示，大学本科及以下教育背景的受访者对电视媒体的信任度最高，其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受访者占比显著高于其他教育背景受访者，为64.7%；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受访者认为新闻网站的信任度最高，有36.4%的研究生及以上的受访者选择其为信任度最高的媒介。同时，数据统计结果反映出，学历层次越高的受访者对电视的信任度越低，而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相对更高。此外，不同教育背景的受访者对于杂志的信任度均为最低，其中小学及以下受访者对其的信任度为0.0%（见表15）。

表15 不同教育背景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

8.不同职业受访者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评价有显著差异

对不同媒介的信任程度与职业进行交叉分析，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不同职业的受访者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χ²=505.526，p＜0.01）。数据结果显示，除学生群体之外，不同职业受访者对电视这一媒介的信任程度最高，其中离退休人员占比最高，为83.2%。由于离退休人员相对年长，接触网络等其他媒介的机会较少，同时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来观看电视这一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信息，因此占比较高，而他们对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媒介的信任程度极低，均为0.0%。同时，离退休人员对报纸的信任度评价也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的受访者，为33.4%。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学生群体更容易接受新兴事物，因此对新兴媒介的接触较为广泛。学生这一受访群体对手机新闻客户端的信任程度最高，并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的受访者，占39.2%（见表16）。

表16 不同职业居民对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

（二）对网络新闻的信任度

1.居民对腾讯网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央视网次之

随着网络的深入普及和各种媒体形式的不断涌现，公众的信息阅读方式在逐渐发生改变。对于网络媒体而言，凭借便捷的网络技术的支持与电脑、手机等终端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变得更加便捷。为了解居民对网络新闻的信任度，本次调查设置了“您更信任哪些网站的新闻报道？”（可多选）这一问题，对目前我国一些重要的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进行评价。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于各大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较为均衡，占比在10%～30%，其中对腾讯网这一网站的信任度最高，所占比例达26.5%；其次为央视网，占22.5%；居于第三位的为凤凰网，占21.4%（见图19）。数据结果直观反映出，受访者接触新闻网站较为多元，对于网站的使用偏好不尽相同，各网络新闻平台的被选择率均不超过三成。

图19 居民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分布

2.女性受访者对央视网的信任度显著高于男性，男性受访者对凤凰网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女性

对比男、女受访者对不同新闻网站的信任程度，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男性受访者与女性受访者在对不同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χ²=53.485，p＜0.05）。数据显示，男性受访者与女性受访者最信任的新闻网站均为腾讯网，占比分别为24.1%与28.9%，女性占比显著高于男性。女性最信任的新闻网站居于第二位的是央视网，占26.0%，所占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受访者（19.0%）；而男性最信任的新闻网站居于第二位的是凤凰网，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女性受访者，为23.9%。同时，除其他网站和“都不信”以外，男性受访者对新华网的信任度最低，为11.1%；女性受访者对搜狐网的信任度最低，占12.6%（见图20）。

图20 不同性别居民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分布

3.总体而言，年龄越大，受访者对各大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越低

对比不同年龄受访者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同年龄受访者在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χ²=514.062，p＜0.05）。20岁以下的受访者对央视网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层次的受访者，占39.3%；而20岁以上的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均很高，占比分别为38.2%、29.4%、18.6%与11.0%。总体而言，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各大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越低，45岁以上受访者对各大新闻网站的信任度占比均低于20%（见表17）。

4.农业户口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更高，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凤凰网的信任度更高

通过对比农业户口受访者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不同新闻网站的信任程度，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农业户口受访者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在不同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χ²=40.683，p＜0.01）。数据显示，农业户口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最高，占比显著高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为30.5%；央视网占比次之，为23.5%；新浪网与凤凰网占比均为17.0%。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凤凰网的信任度最高，为24.8%；腾讯网占比次之（24.3%），央视网的信任度占比居于第三位，为22.3%。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业户口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更高，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凤凰网的信任度更高（见图21）。

表17 不同年龄居民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分布

图21 农业户口居民与非农业户口居民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

5.东部地区受访者对各新闻网站的信任评价整体低于中、西部地区居民

对比东、中、西部地区受访者对不同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统计结果发现，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高于其他新闻网站，其中西部地区受访者占比最高，为28.0%，中部地区占比为25.9%，东部地区占比为25.7%。东部地区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居于第二位的是新浪网，占比为21.9%；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信任度排名第二的均是央视网，所占比例分别为24.8%与25.8%。除其他网站和“都不信”以外，东部地区受访者对新华网的信任度评价最低，占比为11.2%，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受访者均对搜狐网的信任度评价最低，占比分别为13.4%与11.5%（见表18）。

从地域之间的比较而言，相较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受访者除对搜狐网（13.4%）的选择率与中部地区并列，且对新浪网的选择率高于西部地区之外，对其他各新闻网站的选择率均未超过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选择信任新浪网（25.1%）、凤凰网（23.7%）、中新网（16.3%）的受访者比东、西部地区更多；西部地区选择信任人民网（18.7%）、新华网（14.0%）、央视网（25.8%）、腾讯网（28.0%）的受访者比东、中部地区更多。

6.一线、二线城市受访者更信任腾讯网，三线城市受访者则对央视网的信任度评价最高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一、二、三线城市的受访者对于不同新闻网站的信任程度评价差异显著（χ²=44.754，p＜0.01）。从表19可以看出，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占比分别为32.1%与25.8%（见表18）。其中，一线城市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评价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级别城市的受访者；而三线城市的受访者则更加信任央视网这一新闻网站，占比为27.2%。在对各大新闻网站信任度评价占比第二位排名中，一线城市受访者较信任凤凰网，并且其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城市的受访者，为28.9%；二线城市受访者对央视网的信任度评价占比为21.6%；而三线城市受访者对腾讯网的信任度评价居于第二位，占比为25.7%。此外，一线城市与三线城市受访者对搜狐网的信任度评价最低，为8.9%与13.4%，而二线城市受访者对新华网的信任度评价最低，占比为12.4%（见表19）。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一、二、三线城市受访者在新闻网站的信任度评价中有显著的差异性，一线、二线城市受访者更信任腾讯网，三线城市受访者则对央视网的信任度评价最高。

表18 不同地区居民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

表19 一、二、三线居民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

（三）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信任度

1.超半数的受访居民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

为了解人们对中央新闻媒体或地方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度是否具有差别，本调查设置了“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更相信地方新闻媒体”“都相信”“都不信”“不清楚或不适用”5个选项。统计发现，超半数的受访居民“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占比为59.6%；选择“更相信地方新闻媒体”的受访者，占比14.4%；选择两种新闻媒体“都相信”的受访居民占比为19.5%，仅有6.5%的受访对象选择“都不信”。可见，居民对中央新闻媒体的信任度相对较高（见图22）。

图22 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信任度占比

2.超六成男性更相信中央媒体报道，占比略高于女性

将性别与受访者更信任的新闻报道进行交叉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的信任评价存在显著差异（χ²=15.744，p＜0.01）。从图23可以看出，超六成的男性居民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60.7%），所占比例略高于女性（58.4%）；男性居民更相信地方新闻媒体的比例同样高于女性（15.5%＞13.2%）；选择两种新闻媒体都相信的女性（23.8%）占比高于男性（15.3%）。而选择两种新闻媒体都不信的男性（8.5%）占比高于女性（4.5%）。

图23 不同性别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信任度占比

3.随着居民年龄的增长，选择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比例逐渐降低，选择两种新闻媒体报道都相信的比例逐渐提高

数据显示，不同年龄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存在显著差异（χ²=56.825，p＜0.05）。从图24可以看出，年龄在20岁以下的受访居民选择更相信中央媒体报道的比例（73.7%）最高，剩下选择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年龄区间排序依次为20～29岁、30～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60.9%＞59.1%＞59.1%＞50.1%）；除20岁以下（12.2%）的受访居民以外，随年龄的增长，选择两种新闻媒体报道都相信的比例逐渐提高（12.1%＜15.7%＜27.5%＜30.2%）。此外，年龄区间在20～29岁的受访居民选择更相信地方新闻媒体报道的比例（20.9%）最高，60岁及以上的比例最低（8.8%）。

图24 不同年龄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信任度占比

4.个人月收入区间在4001～6000元的居民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比例最高，而6000元以上更相信地方新闻媒体报道的比例最高

将个人月收入与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月收入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存在显著差异（χ²=26.098，p＜0.05）。从图25可以看出，个人月收入区间在4001～6000元的居民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的比例最高（61.4%），剩下排序依次是0～2000元、3001～4000元、2001～3000元、6001元及以上收入水平的受访者（61.1%＞60.9%＞57.7%＞52.4%）；6001元及以上更相信地方新闻媒体报道的占比20.6%，高于其他收入较低的群体。个人月收入区间在2001～3000元的居民中近三成（28.4%）选择两种新闻媒体都相信。

图25 不同月收入区间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信任度占比

5.中部居民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比例最高，东部居民更相信地方新闻媒体报道的比例最高

将居民所属区域与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区域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存在显著差异（χ²=24.978，p＜0.05）。从图26可以看出，选择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受访者比例中部最高（66.8%），西部高于东部（63.9%＞53.0%）；选择更信任地方报道的依次为东部、西部、东部（19.3%＞11.5%＞8.4%）；东部和西部选择两种媒体都相信的比例均为20.3%；选择两种媒体都不相信的比例西部最低（4.3%）。反映了经济发达地区更信任地方新闻媒体的报道，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信任中央新闻媒体的报道。

图26 不同地区居民对中央/地方新闻媒体信任度占比

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选择两种媒体都不信的比例最高

将不同文化程度与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中央或地方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评价存在显著差异（χ²=49.107，p＜0.05）。从表20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和大学本科的受访者选择更相信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比例均在六成以上，小学及以下略高于大学本科（68.9%＞62.0%），初中文化程度的受访者比例最低（51.1%）；选择更相信地方媒体新闻报道的比例依次是初中、大专、大学本科、高中及中专、研究生及以上、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23.7%＞17.6%＞15.4%＞9.6%＞8.6%＞8.5%）。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受访者选择都相信的比例最高，为24.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选择都不信的比例最高，为15.8%。

表20 不同文化程度受访者的职业群体信任度

政府被信任度

政府信任，从广义上是指公民对一切政府行为的评估和判断。这种评估与判断在政府行为满足了公民的期望之后呈积极态势，当政府行为没能满足公民的期望，甚至是背离了公民的期望时，则呈现消极态势。从狭义上讲，政府信任是公民与政府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理性认同。曾俊森：《政府信任论》，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37页。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分解和下放权力，这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作为当代社会信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政治信任伴随社会民主的发展而发展。现代居民对政府传统的行政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政府部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日益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国外爱德曼公关公司（Edelman Global Public Relations）展开过一项全球性的信任度调查，其2011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水平极高（88%）。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全国28个省份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公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水平较高，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水平则比较低。曾俊森：《政府信任论》，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1页。通过对我国政府信任度的调查，了解来自普通公众的意志，了解政府信任程度的变化，对稳定和凝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1.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整体较高，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的信任度

我们就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行了评价，按1～5分为“非常不信任”至“非常信任”赋值。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均高于一般水平（检验值=3分）。选择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一般”的占比最高，达39.0%，选择“比较信任”的占比居第二，达28.4%。

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为3.18分（见图27）。单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t=5.744，df=996，p＜0.01）表明，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高于一般水平；居民“比较信任”中央政府的占比最高，达39.4%，选择“非常信任”的次之，占比为24.6%。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为3.87分，单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t=28.355，df=969，p＜0.01）表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处于比较信任的水平。居民选择对司法机构信任程度“一般”的占比最高，达33.9%，其次是选择“比较信任”的，占比为27.6%。居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平均值为3.19分。单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t=5.564，df=942，p＜0.01）表明，居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程度显著高于一般水平。

我们对居民的对地方政府信任度、中央政府信任度、司法机构信任度分别进行了两两配对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显著低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t=-20.682，df=942，p＜0.01），居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也显著低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t=-18.573，df=898，p＜0.01），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与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没有显著差别（t=-0.521，df=918，p＞0.05）。

图27 居民对政府信任度均值

2.年龄在2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其他年龄段居民

从年龄来看，不同年龄居民的地方政府信任度、中央政府信任度、司法机构信任度均存在显著差异﹙F=40.201，p＜0.01；F=111.981，p＜0.01；F=32.09，p＜0.01）。2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均值为3.42分，均值为3.55分）；除20岁以下（均值为3.93分）的受访居民外，年龄越大，受访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越高，从低到高依次为20～29岁、30～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20岁以下的受访居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最高，60岁及以上的受访居民次之，30～44岁的受访居民最低（见表21）。

表21 不同年龄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均值

3.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其他学历居民

从表22可以看出，不同学历的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F=19.810，p＜0.01），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司法机构信任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F=2.130，p＞0.05；F=10.65，p＞0.05）。各学历的居民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均值最低，为3.65分，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分别为4.01分、3.99分，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学历的居民均值分别为3.89分、3.72分、3.88分。

表22 不同学历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均值

4.非农业户口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均高于农业户口居民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农业户口居民与非农业户口居民对中央政府（t=-2.084，df=737.226，p＜0.05）和地方政府（t=-3.975，df=985，p＜0.01）的信任度均值比较结果显示（如图28所示），非农业户口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均显著高于农业户口居民，但二者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不存在显著差异（t=-1.334，df=729.756，p＞0.05）。进一步通过对居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均值进行配对检验可以发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普遍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

图28 不同户口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均值

5.居住地是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非户口所在地居民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居住地是户口所在地的居民与居住地为非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度（t=2.840，df=968，p＜0.01）、地方政府信任度（t=2.743，df=686.611，p＜0.01）存在显著差异，但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不存在显著差异（t=-0.031，df=941，p＞0.05）。从图29可以看出，居住地是户口所在地的居民比居住地为非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更高，均值分别为3.93分、3.74分，居住地是户口所在地的居民比居住地为非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也更高，均值分别为3.24分、3.06分。

图29 不同户口所在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均值

6.女性对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的信任度要高于男性，而男性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女性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居民的对地方政府信任度（t=-4.427，df=995，p＜0.01）、中央政府信任度（t=4.216，df=968，p＜0.01）和司法机构信任度均存在显著差异（t=-4.197，df=929.725，p＜0.01）。从图30可以看出，女性比男性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和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更高，男性比女性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更高。

图30 不同性别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均值

7.相比于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更低，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更高

数据结果显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居民对中央政府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F=4.447，p＜0.05），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和司法机构信任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F=0.943，p＞0.05；F=2.411，p＞0.05）。由表23可见，一线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低于二线城市居民及三线城市居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高于二、三线城市的居民。

8.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离退休人员比较信任中央政府

从职业角度来看，经非参数检验，不同职业居民的地方政府信任度、中央政府信任度和司法机构信任度均存在显著差异（χ²=70.49，p＜0.01；χ²=70.45，p＜0.01；χ²=61.82，p＜0.01）。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均值为2.97分）、个体经营人员（均值为2.74分）、无业人员（均值为2.85分）、自由职业者（均值为2.87分）等职业的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均低于一般水平，离退休人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均值最高（均值为3.74分）；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离退休人员比较信任中央政府，均值分别是4.06分和4.43分，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的均值为3.97分，排在其后，剩下依次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均值为3.87分），学生（均值为3.86分），专业技术人员（均值为3.85分），无业人员（均值为3.83分），商业服务人员（均值为3.75分），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均值为3.67分），其他（均值为3.61分），个体经营人员（均值为3.57分），自由职业者（均值为3.55分）；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均值为2.97分），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均值为2.83分），个体经营人员（均值为2.68分），其他（均值为2.27分）等职业的居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低于一般水平，学生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最高，均值为3.62分（见表24）。

表23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居民对政府信任度均值

表24 不同职业居民对政府信任度均值

结论

社会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我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各种社会角色的被信任度不仅代表某一社会群体的被信任度，更表征着某一职业、行业或社会组成单位的社会功能强弱程度与稳定程度。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调查中心在此背景下开展了一项覆盖我国36个城市的社会信任度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职业群体被信任度、熟人社会被信任度、信息来源被信任度、新闻媒体被信任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