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试图评估主要国际公约和进程对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方式的影响。这些主要的国际公约和进程包括WTO、多哈回合以及数个重要的国际环境公约（东京议定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荒漠化防治公约以及保护湿地国际公约）。本章发现，这一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创造了机会，让中国能够配置更多的土地用于造林和其他生态保护，减轻了中国环境面临的压力，并让中国能够发展附加值更高的高投入高产出农业。农民的生计正在受到影响。这一过程也促使中国改革其土地利用制度。不过，中国的土地利用制度是否会发生变革，使之能够支撑更为市场化的森林环境服务付费体系和改进现有由政府主导的付费体系呢？这最终取决于中国政府改革其模糊而低效的农业和林业土地制度的政治决心。

前言

在《中国流域森林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现状评估和制度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流域森林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方面所选择的主流制度安排，得到两点结论：

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流域生态环境服务的交易市场越来越活跃。

二是这些交易主要是由行政力量来主导进行的（即以公共财政资源来购买/鼓励森林流域生态服务的供给），完全基于市场机制的生态环境服务交易很少存在。

交易之所以活跃，主要由于环境破坏造成的森林流域生态环境服务的稀缺性增加，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支付生态环境服务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而交易之所以由行政力量来主导，是因为流域森林生态环境服务的产权并不明晰。这种不明晰是由流域森林生态环境服务自身特殊的商品特性所决定的。流域森林生态服务是衍生品，是由森林主体衍生出来的一种依附功能。衍生品的存在依附于森林主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