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风险社会”成为后现代主义以来的一种社会形态，也成为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体系建构的客观前提。特别是随着SARS、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风险的增多，危机的全球化取向、复合型特点日益凸显。重大危机事件中，多种危机互构、互建、共生强化的内在逻辑和风险情势，既构成了对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重大考验，又衍生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合作治理的耦合机理。立足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治理的具体实践，从危机合作治理理念的缺失，单一治理模式和“中心-边缘”同心圆治理模式的固化及其路径依赖，全球联防联控机制构建的国际限度等具体维度，省思当前重大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体系建构面临的基本限度，是推进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和逻辑进路所在。

常明杰: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