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产权界定的研究与上述思路较为贴近，不过，我们更强调集体产权的社会合约规定性，着重于揭示“缔约—解约—再缔约”的动态界定的社会过程。本文特别关注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乡镇企业改制中，“集体资产退出”是一条基本路径，然而最令人困惑的，却正是这一集体资产的边界和归属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地难以界定。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一项按法定规则界定的名义产权为什么会遭遇到反复界定？界定的依据又是怎样发生变化的？“集体”为什么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表现出“弱势”性格，既不具有“回收”资产和投入的能量，又不具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能力？而其中隐含更深一层的问题还有：在集体制的制度框架和意识形态下，何以最终会产生出排斥集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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