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回应农民互助合作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向”。事实上，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确有互助合作的需要：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很不稳定，特别是分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中下农，仍然存在独立生产的困难；为了发展生产、兴修大中型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等，为了避免重新发生借高利贷、典让、出卖土地而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也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运动在以上方面的历史作用大致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本章不再赘述。本章将集中阐述改革开放前农业（农民）合作化运动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必然联系。1953年，新中国发生了3件大事：①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②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逐步实现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③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这3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先后发生在同一年，并非偶然。笔者认为，只要解释清楚这3件事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能解释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为何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回答笔者在绪论中提到的“意识形态偏向”到底有何缺失。

杨宇斌:杨宇斌 广东珠海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毕业，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主任科员。主要从事中国“三农”研究、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近年关注领域为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