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梳理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心态时,曾提到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现代心灵:20世纪思想史》(The Modern Mind: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一书,他说沃森在最初构想此书时,并未限于西方的学术和思想,而是希望包括西方以外各主要文化在20世纪的新成就。因此沃森广泛求教于研究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世界等文化、历史的专家,且为避免种族偏见,在他所征询的专家之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土的人。而使沃森震惊的是,这些专家众口一词,毫无例外地说这些非西方文化在20世纪并没有创造出足以与西方媲美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新东西,无论就哲学、文学、科学或艺术而言,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状况,这些专家们的解答大体也是一致的:在整个20世纪中,这几支文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去适应现代世界,以及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方式和思想形态。余英时:《史学研究经验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第134页。笔者与余英时先生一样,也相信沃森在书中的这段自白是据事直书的,因为尽管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百年之后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仍然绕不过对中国学人的学术心态和学术方法论如何应对西方的问题。
<<
冯川:冯川,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