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都表现出一种十分突出的优越感：广袤的国土、众多的国民、丰饶的物产、发达的经济和贸易，更有早熟的文化和国家制度。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这个国家深信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四周蛮夷仰慕、艳羡和学习的对象与榜样。甚至连“中国”这样一种称呼本身也隐含着骄傲与自恋。所谓“中国”即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而“四夷”则为南蛮、北戎、东夷、西狄。在历史的表述中，中国即中央之国，不仅地理上成为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地理大发现后初次进入和接触中国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在异文化的强烈刺激下，对这个古老而又遥远的国度写下了许多饱含向往与憧憬的文字。在这些文字的激荡下，西方社会萌发了无数充满浪漫的东方想象。这个时期的西方，毫不吝啬地给予中国很多赞颂、美誉和溢词。相关的言论与人物过于繁多，比较熟悉的有伏尔泰、莱布尼兹等对中国政治制度、道德文化的狂热崇拜。兹再添一二例以为佐证。（1）柯乐洪在《转变中的中国》（第296页）写道：“中国人与政府之间是人民享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中国人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迁徙自由、娱乐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种限制和保护并非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来实现。”（转引自〔英〕约·罗伯茨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第39页）（2）英国小说家毛姆说：“在东方，人与人之间享有某种在美洲和欧洲见不到的平等。地位和财富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有着纯粹偶然的优越性，它们并不构成社会活动性的障碍。”（转引自〔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时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第89页）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下，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开始告别和远离往昔的繁荣、富足、雍容和自信，逐步走向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这里有着一种相当戏剧化的转变。1793年乾隆拒绝马嘎尔尼通商要求时说：“其实天朝德威远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参见〔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第333页）这里洋溢的是“世界需要中国的程度要比中国需要世界更深”的自傲。后为显示天朝恩泽，维持洋人生计，清政府才特许在广州一地开设十三洋行与洋人贸易。1900年，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慈禧太后尽显卑恭乞怜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转变无疑是中国走向屈辱的最好写照。伴随这一过程的加深和加剧，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并且在以往大多数时间里都占据着世界领先位置的古老国家〔法〕贡德·弗兰克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作了一次总的清算。他认为直到1800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见《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文版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9页）。2004年在阿根廷举行的第十三次国际经济史学会上，与会的近三千学者也有一个共识：在19世纪工业化以前，英国的劳动生产力并不是最高，最高的是中国的江南和荷兰。参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792页。及其众多的民众，开始被“东亚病夫”关于“东亚病夫”出处的详细考证，尚未见有专论。较为系统的考察可参见郑志林《“东亚病夫”的最早历史记载》，《浙江体育科学》1999年第4期。郑文认为：“东亚病夫”一词，最初是“病夫”，而后是“东方病夫”、“东亚病夫”并称。最早出现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中外杂志上。主要有：（1）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这篇文章中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首先提出了犹如“病夫”的看法。（2）1896年10月17日，英国人在上海1894年创办的《字林西报》刊登了一篇“中国实情”的文章，写道：“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昔云中国强甲天下之说，其谁欺天乎。”（3）1901年，中国人在日本办的《国民报》上，刊登一篇日本人谈中国问题的文章，题目即为“东方病夫”。（4）1903年，著名小说家曾朴写的《孽海花》一书，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自此以后，“东方病夫”、“东亚病夫”，在当时的中外报刊中处处可见了。这样一种明显带有歧视、嘲弄、轻蔑甚至侮辱的语词笼罩和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