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书后”是我打算在第三届社会学人类高级研讨班上用的讲稿，也是我在三年前预定写作计划的一部分。我在接受这个研讨班邀请参与专题讲演之初，就想利用这个与国内外同行聚会对话的机会，把我早年踏进人类学这门学科时从几位老师学习所得的体会整理出几篇笔记，作为对自己学术经历的回忆和反思，提请班上讨论批评。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的书香门第。1928年高中毕业，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立志悬壶济世，却受革命思想影响，决定“弃医从社”，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毕业那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教授受吴文藻先生之邀到燕京大学讲学，教授如何在都市里进行实地调查，费孝通班上同学杨庆堃、林耀华、黄迪、廖泰初等和他一起想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费孝通了解到这种研究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里学来的便转而开始学习人类学。1933年燕京大学毕业后，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师从史禄国先生，用两年时间主要学习体质人类学。1935年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协同夫人燕京校友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调查。在调查中，费孝通因迷路误入虎阱受了重伤，王同惠外出觅援不幸溺水身亡。为纪念亡妻，他根据王同惠所遗的笔记和自己的记忆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费孝通伤愈后，利用回家乡休养的机会，对开弦弓村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指导下以调查资料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生活》，中文译名《江村经济》。此书被认为是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费孝通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他在云南大学和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任教，并立即主持内地农村调查，按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观点和实地调查方法实行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是贯串他一生学术工作中的主线。在此阶段，农村研究是他的学术研究核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民族研究。1952年，费孝通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在1951年和1952年间，费孝通先生先后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西南及中南访问团，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由此，他正式展开民族研究，领导民族识别工作。自1953年至1982年告一段落，共三十多年时间。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补课”，委托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要费孝通领衔承担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同年3月，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四所院校建立社会学系。三年后，72岁的费孝通正式转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历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把学术工作和社会活动相结合，他主张，当代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应反映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特点，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他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与小城镇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同时发表了引人注目的《小城镇大问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等一系列具有学术开创性的论文。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吴修平说：“费老一生担任过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最看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这个衔头。” 2002年，92岁的费孝通曾说：“我70多岁时让搞社会学系，我说好吧，顶多能搞10年，到80来岁。没想到老天爷不想让我死，一下子让我搞到90多岁。”费孝通几经坎坷，以70岁的高龄重拾学术之路，在复出的20年里孜孜不倦地耕耘。这位立足于中国的“乡土”，寻求富民之路的老人，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