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党的十八大首次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指明了社区建设的方向、原则和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总体要求。

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力量极大地重塑了中国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和利益结构日益复杂、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价值观更加多元化，这都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以社区为单元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不仅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迫切需求，也是社会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对政府而言，要通过全面的社区建设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序管理和有效服务，通过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能力来促进社会和谐并激发社会活力。对社会自身而言，城乡居民在社区生活中不断学习着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能力，实践着各项民主和社会权利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而在基层社会构建崭新的公共生活秩序。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数量和类型

（一）随着社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先降后升

从1990年代末期国家全面推动社区建设之后，城市社区居委会的数量先急剧减少而后又稳步回升（见图1）。由于各地普遍将原来的居委会、家委会合并成新的社区居委会，其数量从最高峰1998年的119042个缩减为2003年的77431个，随后十年中社区居委会的数量又持续增加。到2013年底为止，全国共有社区居委会95014个。这一数量增长的背后，主要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