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绝大多数小农户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合作组织。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韩国经济结构出现根本转变，经济水平比肩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大为提高，但并没有因此消灭小农户。当年在小农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迅速成长，为全体农户提供生产、技术、流通、信贷等方面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融入现代化，化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在农村开展青少年服务和家庭服务，广泛参与农村社区发展，协调城乡关系，受政府委托实施一些惠农政策，在农业、农村发展及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立法先行、自上而下的成长路径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在于存在众多的小农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国家普遍形成小规模的自耕农。韩国1949年制定了《土地改革法》，规定自耕农土地不得超出3公顷。类似的改革在日本及我国台湾也在进行。例如日本战后由政府购买地主的土地，转卖给无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户，使自耕农的比重达到88%。1950年，日本共有农户618万户，户均耕地0.8公顷，其中户均耕地1公顷以内的农户占77.5%，2公顷以上的农户不到3.5%。吉祥：《日韩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齐鲁晚报》2013年7月6日。1952年日本制定了《农地法》，将改革的成果法制化，形成了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方式。此时中国大陆也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众多的小规模自耕农，也提出了合作化问题。这样的社会基础，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完全不同，因此，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路径及组织形态，也不同于西方国家。

韩国农民合作组织采取立法先行的方式加以推动。1957年，韩国颁布《农业协同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