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高考是中国人才选拔和教育机会分配的主要途径（陈彬莉，2021：164），对个人和家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文凭与个人的职业发展、社会地位获得等直接相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带来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文凭逐渐成为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分水岭。随着本科生毕业数量增多、文凭市场相对饱和，大学生的就业竞争越发激烈，高考中努力考重点大学的压力逐年增加（陆一，2021）。高考竞争看似是高等教育的机会竞争，但归根结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刘海峰，2006）。为实现向上流动和阶层跃升，不同阶层的家庭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教育竞争中，家庭甚至成为教育再生产的轴心（刘保中，2020）。为增加学生在教育竞争中的优势，父母不仅加大了物质层面的货币性教育投入，而且增加了时间和情感等隐性的非货币性投入（刘保中，2018）。在教育竞争过程中，家庭会采取放弃潜在收入、牺牲部分当下利益并增加子女陪伴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举全家之力为子代争取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场券和更好的发展机会（王伟同等，2021；范云霞、仲佳炜，2022；范云霞，2023）。

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母亲是主要的家庭照顾者，劳动家庭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主要采取母亲完全或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来陪读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入（范云霞、仲佳炜，2022；范云霞，2023）。这一特殊的群体被称为“陪读母亲”。“陪读母亲”这一群体首先是家庭内部性别化分工的产物，不仅存在于劳动阶层，也存在于中产家庭中。中产家庭通过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方式来培育其国际竞争力，低龄留学现象兴起并引发母亲跨国陪读热（陈若葵，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