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宋）苏轼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城镇化、市民化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导向，不仅表现在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收入、住房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意愿和心理选择，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意愿直接影响其市民化行为。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才会去注重文化建设。正如美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专家Park所说，城市远不只是个人的集合，也不只是各种设施——街道、建筑、电灯、轨道电车和电话——的混合，更不只是各种制度与行政管理设施——法庭、医院、警察和各种市政职能部门——的集合，城市还是一种心智和心理状态（Park，1916）。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合成为他们市民化的关键环节（王震，2015）。

市民化推进机制的落脚之处：社会融合理论

城市社会的主体是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农业转移人口两类人群，而两类人群能否和睦、和谐相处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衡量不同人群社会关系的指标有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概念就是“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社会融合是一个宽泛、复杂、动态、多维的术语，对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张文宏、雷开春，2008；悦中山等，2009）。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很早就提出了类似于“融合”的概念和含义，例如，儒家的“天下大同”、政治学上的“和同为一家”、社会学上的“美美与共”（杨菊华，2016）。

首先是社会融合理论。近代社会融合概念源于欧美移民的社会排斥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芝加哥学派，1921年，Park和Burgess明确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