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平台基于技术垄断和网络效应等竞争优势所形成的自治权，实为一种源自市场或技术的私权力，与宪法所赋予的公权力性质相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第32条明确规定了电商平台具有制定交易与服务规则、提供经营场所、撮合交易、发布信息等权限71882291。实质而言，该条款赋予了电商平台一种网络市场行政管理职能，成为平台自治权得以有效实现的法理依据。相较于传统市场组织，电商平台既是自负盈亏的商事主体，又是交易规则制定与执行的监督主体，平台的运行存在着更高的示范风险。是故，电商平台的商业私利性质与公共职能属性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自治困境。当平台经营者“有失公允”之时就应当由公权力介入予以规制，既需救济自治不足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又要调整因自治过度导致的失衡关系71882292。

发展权的概念内涵与规范渊源：发展权基本原则的依归

（一）发展权的概念内涵

发展权是国际人权法对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因应，发展权的概念内涵体现了全面、系统发展的时代特点。《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明确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据此，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规范定位已经明确，纵使诸多学者在理论上质疑发展权的作为独立人权的地位，也无法否认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事实。Donnelly Jack，“In Search of the Unicorn：the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s of the Right to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