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进路

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农业转型？本文试图结合农业税费改革以来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的实践经验，对此问题进行回答。

已有学者注意到，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兴起。那么，国家为什么会实施这样一种干预，国家干预对于农业转型的具体推动机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规模化的经营主体而放弃小规模散户，则不得而知。很显然，这样一种研究现状和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农业转型的背景是不相称的。

本文试图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全面市场化之后，由于农业依然是中国的命脉行业，粮食安全依然是中国政府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在这样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国家如何保证粮食安全等治理目标的实现呢？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依靠乡村集体组织动员小规模散户，而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原来组织散户的乡村集体组织瓦解，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这个时候，如何在农村找到执行其农业政策进而实现政策目标的代理人是国家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

本文试图论证：通过土地流转塑造大规模经营主体，比如家庭农场和农业工商企业，正是一个国家在农业领域重新寻找执行农业政策代理人的过程。在小规模散户与国家交易成本无限大的背景下，家庭农场和农业工商企业，正是顺应了国家一系列有关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的政策需求，而顺利地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扶持与推动下，成为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执行国家农业政策的代理人，这个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出现的代理人群体的兴起过程，正好就是中国的农业资本介入的过程。

下面笔者通过在湖南省平晚县（代称，后同）2013～2014年长达8个月的田野调研所收集的资料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