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下的政策工具

以政策工具来规制或激励社会组织发展是世界各国通用的政府管理方式。从学理溯源的角度来看，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是一个舶来品，界定方式尽管千姿百态但万变不离其宗，均强调政策的手段或措施性质。正如同政策工具概念自身所揭示的那样，这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陈振明，2006）。林格林对政策工具功能做出描述：“它是政策活动的一种集合，它表明了一些类似的特征，关注的是对社会过程的影响和治理。”（彼得斯，2007）布鲁金和霍芬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工具可以被刻画为目标。……政策工具的应用焦点在于政策产出或政策效果的实现。”（彼得斯，2007）那么，这些界定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适用于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呢？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有其特殊性，但一般性的属性特征却是一贯的，如志愿利他主义。在规范意义上，志愿（voluntariness）的行动主体没有特别限制，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在行动中，志愿者和志愿组织都超越了利己的、个人主义的束缚，其行动往往被冠以志愿服务、公民身份、社会价值、公益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种信仰激励人们在社会中表现得与其他人一样，这是一个国家特定的文化和亚文化价值之下的自然产物。”（史密斯、斯特宾斯、多弗，2018）比较而言，基于价值观和制度的文化更具有实证意义，有助于促进认同和互动（杨方方，2009；石国亮，201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制度差异和法律供给的不同，各国针对志愿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