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晚近以来，中国超稳定的简约社会治理体系因内外环境变化、时代变迁发生重构，衍生出政府、社会组织、西方力量等多元主体的复杂社会治理系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于培塑政权合法性与现代化的考量，政府在国家治理场域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强，政府通过颁行管理社会组织的法律和规章，冀望从法理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着手，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管控，并将其纳入以公权力为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扼腕的是，面对全域的、跨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有的政府治理能力羸弱不足，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危机治理预留空间。在多元主体的复杂治理系统中，社会组织下沉并渗透到基层社会，通过构筑政社协同治理机制，继而优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回溯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在近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历史逻辑与演变机制，有助于厘清近代社会组织的成长基因与发展谱系。

1932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波及面广、死亡人数众多的全国性霍乱疫情。此次疫情缘于1931年江淮大水灾，囿于中心城市人口激增（李玉尚，2020）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对立（陈亮，2008）等痼疾，使疫情迅速蔓延。为了严防疫病扩散，疫情高发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应对举措，形成了关中抗疫模式（刘炳涛，2010；温艳、岳珑，2011）和江南抗疫模式（胡勇，2005；孔伟，2008）。疫灾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城乡公共卫生观念的转变（彭善民，2007；刘俊凤，2008），以及近代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建构（汪华，2013）。综观既有成果，学界大多聚焦于疫灾缘起及社会影响，但对疫灾危机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互动，尤其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所构建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