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有着特殊的路径，尤其是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有着复杂关系。1949年以后，虽然工业化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却没有出现与之同步的城市化，而是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低度城市化”现象（Ofer，1976；Szelenyi，1981）。这与中国实行的“赶超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即为了降低工业化成本建立了旨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城乡二元制度”（林毅夫等，1999：77～7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松了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的限制，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工业化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的城市化仍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Chang & Brada，2006；Zhang，1998）。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工业化模式有关，虽然“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并没有脱离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

在既有的城乡二元理论框架下看待城镇化，忽视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型发展逻辑（鹤见和子、胡天民，1989）。在城市现代工业吸纳人口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乡村对于涵养过剩人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形成了独特的乡村转型路径。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发展了一个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涉及农、工、商、运输、服务等多个部门，依托农村资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吴承明，2001：52）。改革开放以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可以看作乡村产业的历史延续与发展。近年来，中西部的乡村产业取得了新发展，为“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提供了条件（李强等，2015）。虽然存在着大量因人口外流而出现的空心村、空壳村，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仍然有大量因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