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与乡村工业化

基层政府行为是影响乡村工业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因素，潮镇家纺产业的兴起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府行为有密切关系。潮镇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受到了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因而基层政府行为是讨论潮镇产业的重要维度。我们需要进一步在县域治理体制中理解乡村产业的发展与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通过为诸领域赋予一定程度的自主权，释放了基层社会的活力（渠敬东等，2009）。改革从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开始，地方政府由此能够大胆地去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搁置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实践中很多时候都是以“不争论”“变通”的方式进行的（孙立平，2002）。这个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赋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调整，形成了长达十余年的财政包干制。这一时期的包干制，既不同于平等的市场关系，又不同于计划体制下以上级指挥为主的命令关系。在包干制下，地方政府拥有自由活动的权限，中央政府只对最后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做出要求，地方政府成为有明确自身利益的行动主体（渠敬东等，2009）。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也深刻影响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是本章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在财政包干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一般是县、镇、村三级）为了扩大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来源，纷纷大办乡镇企业，从而出现所谓“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与所辖的企业形成了一个类似大企业的利益共同体（Oi，1992）。而这个观点也能解释为何在分税制改革以后乡镇企业纷纷倒闭（周飞舟，2006b）。戴慕珍后来进一步将私营企业整合进入“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