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期限，预示着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并进入治理相对贫困的阶段，工作重心也将从“扶贫”向“防贫”倾斜（李小云等，2020）。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逐渐演变成自然风险、科学与技术风险、制度风险、信任与道德风险等频发的高风险社会（薛澜，2019）。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村和脆弱性极强的农民更易遭受上述综合叠加风险的波及，农民的生活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诸多不确定性。这些宏观背景共同构成了2020年之后的脱贫时代的社会底色，对增强农民自主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及避免返贫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扶贫“内卷化”困境的表征与机理

中国在20世纪末集中解决了农民普遍性贫困和温饱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连续出台两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扶贫政策日益多元，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在全国范围打响脱贫攻坚战，使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9年末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截至2020年2月底，全国只剩52个贫困县未摘帽，仅占全国832个贫困县总数的6.25%。按照这一态势，全面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既定目标将能如期完成。

然而，在取得丰硕成绩的同时，中国却逐渐陷入扶贫“内卷化”困境之中。格尔茨（Geertz，1963）最早运用“内卷化”概念来解释农业经济过程，他提出在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制约下，爪哇岛唯有将更多的劳动力持续吸纳到农业并形成复杂的内部分工。黄宗智（1986）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拓展了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意涵，指出中国家庭式农场随着劳动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