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固定迁徙人口，通过政治改革吸纳少数民族精英进入治理体系，通过教育改革推行主流文化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深刻地改变了这个苗族社区内部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模式。随着外部资源的进入，社区内部主要公共事务由政府主导、社区文化精英主持。修路修桥、社区企业等事业的兴办过程呈现权力型公共性的建构过程。

第一节 国家救济与扶持

国家救济的基层运作逻辑

在中国基层社会的脱贫历程中，政府始终是扶贫最重要的主体，不同时段政府秉持的关于贫困的理念，造就了不同时期的扶贫措施。政府和民间对此形成了诸多的共识，也存在同样多的分歧。本部分重点陈述政府的视角，从宏观层面呈现生基村所处县区的扶贫历程、贫困结构变迁，同时厘清生基村扶贫观念和方式的演变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的贫困被构建为一种民族落后论，这种观点认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有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文化教育落后。为了实现这些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国家要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公社化等措施。

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执行中央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对于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从1951年开始，盐津县着手抓苗族干部的选拔培训工作，在农村吸收少数民族干部9人参加了减租退押、土地改革；1953年，先后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培训的干部有23人；1981年后，送地委和县委办党政干部、财贸干部培训学习，结业后统一安排工作59人；1988年推荐成人高考读大学的干部有6人；1989年实有苗族干部214人，已退休55人。

1953年，盐津县政府为生基乡76%的农户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