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条件的制约

（一）气候、自然生态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的巨大影响

在人类活动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上，毫无疑问，人类只是大自然系统中的子系统，它只能受大自然根本规律的制约而不能超越自然规律之上。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只能建立在遵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有成功的可能。

中华民族先民们活动的早期，生产力十分低下，更不能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大自然。

中国最早建立的几个朝代——夏商周——的灭亡，据说都和大自然灾害有直接关系。

有学者就此问题论证道：

从“三川竭，岐山崩”的记载看，幽王二年的大旱灾是和大地震同时发生的，灾情范围和严重程度显然都超过第一次。对于西周末年的这场大旱及其影响，古今学者看法很不相同。伯阳甫的看法在古代学者中颇有代表性。他十分重视这常大灾的严重性，做出了周亡“不过十年”的预测。从我国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原始旱作农业完全依赖天气提供的雨量多寡。正因为在距今大约8000～3000年的时候，天气较现在暖湿，温度约高2摄氏度，雨量较为充沛，湿度比今天高10%左右，一般的年份总有足够的水分供给作物，作物自然就能丰收，农民也就有足以生存的衣食之源。此之谓“夫水土演而民用也”。但是，当气候总体处于暖湿的时代也不免会周期性地发生一时性的气候波动和变异。当某一年份的雨量比当时的常年量有所减少，农业便发生歉收，而当突发天气变异，出现了严重的干旱之时，其结果势必造成农业绝收。此之谓“无土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十分明显，三代之时，如果一般气候正常的年份，完全依赖自然的恩赐正好是原始旱作农业得以顺利发展的优点的话，那么，在气候发生异变之际，这种“靠天吃饭”的特点恰好就成为我国原始农业的致命弱点。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57～59页。

然而，西周末年发生在陕、甘一隅的持续干旱却标志着距今8000～3000年全新世气候温暖期的终结，又一个漫长的干凉期的开始。距今3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新的影响是极其重要和深刻的。

对农业和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推动农民根本改造原始农业的动力和耕作系统。在原先的草莱制定期抛荒农业中，由于耕作的主要工序是菑田以除草木和开沟洫以作畎亩，后代最重要的工序——翻耕当时尚未出现，锄地还不是一道独立工序。这样，播种在浅层黄土中的作物，一旦遇到气候日益干凉自然免不了歉收甚至绝收。由于木石农具决定的耕作方式的原始性，宗法农民只能适应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面对黄河流域气候发生由暖湿向干凉变迁的新情况，当时农业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保住土壤中的水分。也就是说，我国农民只有创造出一整套以保墒为核心技术的精耕细作农业以取代原始旱作农业才有可能应付这场挑战。

这首先必须深耕和多次松土以保持土壤水分。而要如此，又必须首先用铁器牛马耕取代木石工具。从技术角度看，铁器和牛耕是原始农业能否迈进新阶段的物质前提。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62～63页。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和铁器首先在秦、楚、晋等国使用，随后推广至中、东部各国而普遍化。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我国原始的旱作农业发展为精耕细作农业，“五口百亩之家”的农户经营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64、71页。这成为中国农业此后2000余年的基本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是人类社会永远不能超越的硬约束，其表现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气候的影响较大。有学者研究，自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干凉变化在东汉后进一步加剧，“李剑农曾将两汉天灾之见于有关记载的资料做了统计，西汉214年中有灾之年32年，无灾之年182年……东汉195年中，西汉时代严重的河决未遇，有灾之年119，无灾之年仅76。其有灾的119年中，水灾55，风雹之灾25，旱灾57，蝗螟之灾37，三灾并起之年6，二灾并起之年31”。东汉各年灾害明显多于西汉，旱灾更甚，平均达到每3.2年一次。此为气候加剧干凉趋势之一证。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27页。李剑农原文载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162～164页。

气候进一步干凉，对于原先发展起来的“深耕细锄”就可以获得高产的一整套农业技术的效果提出了挑战。原先可以获得高产的，现在就可能无法达到或少能达到。

（二）人口与资源的失衡

气候对古代农业固然有重大影响，但是更为明显、更为严重的是人口与资源的失衡。这里的所谓失衡，并非说在绝对数量上古代中国已经人满为患、中国的土地上已容纳不下众多人口，而是指，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由于中国的整个国土面积是相对固定而非随意扩张的，而人口数量总体却呈现较快增长，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中——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土地为代表的生存生产资料的相对紧张，这种现象随朝代更替反复出现，在其长期影响下，最终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问题，并严重影响小农经济的整体运行态势。

1.小农家庭经济促使的人口增加大大超过耕地面积的增加

由于缺乏统一口径的历代人口与耕地面积的完整、准确资料，详细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口与耕地面积数据是难以做到的，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41页。限于学力，笔者不能就本节所举各项数据详加辩证，只能供读者参考。虽然如此，根据前人的深入研究和积累（集大成者为梁方仲的《梁方仲文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这里还是尝试提出一些轮廓性的判断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论证如下。

西汉元始二年，人口6000万人，东汉永寿年间6000万人，三国末3000万人，西晋八王之乱前3500万人，南北朝时期北魏与南朝梁合计5000万人，隋代5000万至5800万人，唐天宝十四年达8000万至9000万人，北宋末年大观年间人口增至1亿人，元朝至正年间8500万人，明朝万历年间1.97亿人，明末2亿人。清道光三十年为人口峰值，达4.3亿人。葛剑雄指出，若将二千年内人口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则各阶段的间隔越来越短，每个阶段人口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大。

农业生产中，人口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扩展增加了劳动力，同时也增加了对土地、对粮食的需求。中国历史上农业的开发经历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从中心向周边、从平原向山区的空间发展过程，就是在人口压力推动下的土地寻觅过程，且进入全面开发的明清时代，正是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时期。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37～38页。

汉代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时代，其人口与耕地状况是有说明意义的。因研究成果较多，兹不赘。

唐代的农民利用比较有利的国内外条件大大推动了当时的农业，这种农业反过来又为人口的巨大增殖创造了可能性。自西汉末人口达到1235多万户5767多万人之后，我国人口一直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此数据……天宝元年的全国口数应为8050万人，与西汉末的户口数相比，此时户数约增长165万以上，增长率为13%以上；人数约增长2289万以上，增长率为39%以上。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39页。户口资料分别据《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玉海》卷二十。增长和增长率的推算参考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4和《宋代户口》（《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金、南宋人口又进一步上升。据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统计，南宋12302873户27845085人。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8413164户53532151人。南宋、金合计，全国总计20716037户81377236人。如此则唐天宝后的400多年中，又增加671万户，增长率为48%。至于人数，金国当时每户平均6.36人，可能接近事实，而南宋只有2.26人，明显不实。以每户5口推测，南宋人数当在6150万以上。南北相加，此时期全国总口数已突破1亿人，达11503万人左右。若以此数与天宝年间相比，人数已增长3453万，增长率为43%左右。总之，经过唐宋这两次的人口增加，我国的农民总量又上了一个新高峰，这是我国农业大发展的集中表现和必然结果。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40页。

我国农民把精耕细作农业发展到高峰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有很高的单位面积产量，与此相适应，它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庞大的人口。在明朝以前，每一个皇朝的开国之初能控制的户、口两项数字一直都较低甚至很少。直到唐宋，也仍然要等到100多年后，到中期才可能使其超过西汉末年的1200多万户5959多万口的指标。但自朱元璋1368年建立明朝后，为时不过14年，全国已有1065多万户5947多万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未见又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肯定，明中期以后的户口数已远远超过了宋金时期。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51～152页。《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四零：“是岁（洪武十四年）计天下人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但据直隶和各部政司户口相加所得总数为户10654412、口59473305。

2.与农民人口总量不断增长的总趋势相伴的是人均耕地面积长期中的不断趋紧

毫无疑问，不断增长的人口会形成最为强烈的开发生存资源——对农民而言即开发土地——的动机和行为。中国历史确凿地记录了这一点。但土地变为可耕地需要诸多条件而在数量上受到严格制约。在工业革命前，农业生产手段和条件的“进步”是逐步积累而缓慢的这一特点，更限定了一定历史时期中耕地面积的扩张。

一旦易于开发的土地被开发殆尽，难以开发、甚至不适宜开发的土地也被大量开发后，耕地面积总量也不能不大体被限定在一个固定数量上。原因很明显：其一，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固定的；其二，相当面积的耕地在长期开发中，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类过度开发和使用土地造成的对大自然的破坏，耕地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会遭到损坏，从而减少一定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不可能随人口总量而持续不断扩大，人均耕地面积趋紧就成为中国古代的长期趋势。尽管每一王朝的变更中都会出现相反状况，尽管历史统计资料不可能提供精确数据，但这个长期趋势是可以肯定的。

有学者论证说，土地总量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稳定的常量。耕地受土地总量的制约不能不是有限的。封建时代的前期，我国的人口总数还较小，相对而言可耕地也较为宽余，在正常情况下自然可能不断增加。但可耕地变为耕地绝不是随心所欲的易事，它要受到当时的生产力、农家的经济实力、行政管理等诸因素的制约，即使在最有利的时代，其增速也不能不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人口的增长要快得多，因为它以几何级数递增。

孙达人认为：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看，由于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耕地的增长，所以农民的人均耕地呈现与日俱减的趋势。孙达人认为：秦汉至唐宋时段，由于还有相当广阔的土地可供开发，农民的土地占有（包括租赁）量，在每经过一次农民战争后基本上仍然可以恢复，甚至还可以超过李悝所说的“五口百亩之家”的水平。孙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