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到第八章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三个制度安排：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农户自主性的提高、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户籍制度改革和居民地位分化。这些制度安排对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主观动机态度和客观生存状态的互动而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制度安排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群体的客观生存状态，也影响了他们的主观动机态度，而且客观生存状态和主观动机态度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这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使得农民工群体不仅有动力进城打工，而且也对打工生活发展出了一种接纳的态度。本章将关注第四个制度安排——城市非正规就业，这个制度安排对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影响逻辑是相同的，即影响了他们的客观生存状态和主观动机态度及其相互关系。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农户自主性的提高与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主要影响了农民工的“流动”或“迁移”行为，因为这两种制度安排为农民工的流动行为提供了动机和机会；居民地位分化和城市非正规就业则主要使得农民工“持续流动”或者处于“不完全迁移”状态中，因为这两种制度安排影响了他们的城市生产和生活状态，而这种生产和生活状态使得他们很难实现他们所谓的“定居”。在农民工看来，“迁移”或者“定居”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对于那些只身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所谓的“迁移”或“定居”主要是指所有的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和未成年子女）能够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和学习；对于那些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够来城市工作、生活或学习的农民工而言，“迁移”或者“定居”主要是指家庭能够在城市中获得独立而平等的社会地位，其中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在城市中有稳定的工作、与当地居民有持平的收入、有能力在打工地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