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监管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一系列公司丑闻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各方对“好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这样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但究竟何谓“好的公司治理”依然存在争议。在经济学家特别是秉持代理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看来，所谓“好”的公司治理做法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代理成本并有助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做法，即美式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the American shareholder-oriented corporate governance）。他们还具体列出包括委任更多外部独立董事、分设CEOCEO，即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在中国上市公司中通常被称为总经理。和董事长职位、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份额等一系列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这些做法在强化董事会权力与独立性、增强CEO责任感、降低代理成本继而实现企业绩效提升等方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准则。与此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好”的公司治理做法，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能否真的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特别是那些跨文化、移植自西方的所谓“最佳”治理做法（比如独立董事制度）往往存在脱离所在国实际的问题，因此在采用之后不但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可能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还可能导致一些意外负面后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公司绩效造成伤害。同时，许多被代理理论判定为“坏”的公司治理做法，例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