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当代中国正进行着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革，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男性人口严重过剩。据估计，自2000年开始，中国每年将有10%以上的适婚男性无法在国内婚姻市场找到初婚对象，并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李树茁等，2006）。由于“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模式和人口流动的作用，那些被婚姻挤压的男性通常都是社会经济地位最弱势的群体，具有身处边远地区的农村、年龄较大（一般超过30岁）、经济贫困、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等特征（陈友华，2004；石人炳，2006）。

在当代中国，无法成婚意味着无法获得合乎传统道德规范而又合法稳定的性途径和性渠道。性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作为性成熟的过剩男性，对性的需求如果无法得到稳定的解决途径，他们就有可能进行无计划和偶然性的性行为，如商业性行为、非婚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等。然而，处于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和缺乏必要的卫生保健资源等各种不利因素会使他们面临很大的性风险，甚至可能成为色情行业和性交易市场的蓄水池和HIV传播的桥梁人群。

目前对中国过剩男性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男性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或基于质性研究探究男性过剩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如大量男性不得不保持单身，不能结婚的男性数量越大，他们展现的暴力和反社会行为就越多（Hudson and Den Boer，2004；刘中一，2005；李树茁等，2006）。也有部分学者发现光棍会对公共卫生健康产生影响，认为性别失衡产生的大量未婚成年男性，为了解决性需求问题会自发形成非法性需求市场；这部分未婚男性会使性交易泛滥，通过不安全的性行为，促进性病艾滋病的传播等（刘中一，2005；